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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学评论家)

刘勰(约465年约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1]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刘勰生于京口(今镇江),字彦和,原籍东莞(今山东省莒县境内)。 [1] 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名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担任东宫通事舍人时,刘勰向皇帝建议,祭天地应当同祭太庙一样,只用蔬果,不用牺牲(牛、羊、猪),皇帝下诏命尚书讨论此议,最终决定按刘勰的建议处理。后升任步兵校尉。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2]

卒年歧说甚多。一说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间,一说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间。

作品介绍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由刘勰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核心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从《明》到《书记》的20篇。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批评论

按《序志》的说法,从《时序》到《程器》的五篇属批评论。不过,其中《时序》、《物色》两篇,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时序》从历代政治面貌、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物色》从自然景物、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诗经》、《楚辞》、汉赋及“近代以来”的创作情况。两篇比较起来,《时序》侧重于文学批评,《物色》侧重于文学创作。 [3]

散文

《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灭惑论》

传统修辞学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当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对消极修辞的论述,不仅论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动和思维规律与语言生成关系的层面,不仅当时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语音修辞方面,刘勰没有沿习名人沈约的“八病说”,而着重提出了“飞沉”问题、“双声叠韵”问题。

在《神思》中,刘勰就提出了“寻声律而定墨”的主张,在《声律》中又说:“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不还。”刘勰认为,作韵易而选和难。足见刘勰不但非常重视而且准确把握了汉字汉语的语音特点,对语音修辞在理论上作出了可贵贡献。

在语汇修辞方面,刘勰提倡慎重遴选词语。

语汇修辞中,还涉及用字,刘勰在《炼字》提出用字“四要则”: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无怪刘勰叹曰: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语法修辞部分,刘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内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韵安排章句的主张。刘勰主张,句式的选择上,用长用短,或长短穿插,整散结合,完全要符合情韵需要,情韵急,少音节短词句,情韵缓,可用舒曼之长句,情韵起伏跌宕,则可长短并用整散结合,以收荡气回肠之效。

刘勰修辞美学最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辞。

重涵养,立风格。文章有风格,更有风骨,才煽情动人,辞采焕然。要使文章含风树骨,则须“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感人的才情和生动的语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为情而造文,而不要为文而造情。要写真情实话,不要假意虚言。

重熔裁,明隐秀。文章长短、内容详略、语意显隐、精警庸凡,亦为文之必虑。

文章秀句,或自出锦心,或得益援引。刘勰并非反对引用,而是反对抄袭。

在具体运用方面,刘勰指出“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夸饰》专讲夸张。刘勰抓住夸张得是否合乎事义情理这一关键,将夸张分为两类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饰穷其要,则心声蜂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如果夸张得合情理得神髓,就会引起强烈共鸣,反之,就会违背事实不合情理。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刘勰纪念馆设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定林山庄内,纪念馆分前、中、后三个展厅,以南京“钟山与六朝都城”、“钟山定林寺”、“刘勰与《文心雕龙》”三个展览单元,揭示了刘勰及《文心雕龙》与六朝首都、钟山及与定林寺的密切关系。刘勰在钟山定林寺前后生活了20年左右,他在这里借助定林寺丰富的藏书,潜心学习和研究,最终完成了标志着辉煌成就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钟山定林寺也因刘勰的学术成就而名垂青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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