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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彦

罗从彦(1072-1135年),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出生在南沙剑州,宋朝经学家、诗人,豫章学派创始人,有著作《中庸说》 《豫章文集》。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学者称豫章先生。宋南剑州剑浦罗源里(今福建南平东坑罗源村)人。自幼笃志好学,闻同郡杨时(世称龟山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学,十分羡慕。在杨时升为萧山县令后,于1100年(宋元符三年)徒步去拜见杨时,得杨赏识。经杨时介绍,罗变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1112年(宋政和二年)于萧山师事杨时,“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1119~1131年(宋宣和元年至绍兴元年),先后写成《语孟解》、《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另著有《〈春秋毛诗〉语解》、《春秋指归语》、《台衡录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后辑入《豫章文集》。

1130年(宋建炎四年)中特科,1132年(宋绍兴二年)授博罗县主簿,历时4年。在任期间,倡三代“王道”之治,主“寡欲”、“简易”之说,认为“简易之理,天理也。行其所事,笃恭而天下平”(见《宋元学案》卷39)。在仙福都一图创建钓鳌书院,置渡口、学田若干,以其收入资助生员费用。后入罗浮山,常在朱明洞南的钓鳌石澄心静坐,研习学问,“穷天地万物之理,究古今事变之归”。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认识论方面,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政治思想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认为“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还认为“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罗从彦一生贫困,家徒四壁,但他认为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著书。他在罗家书堂壁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吾家自祖宗流传以来,一贯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

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第出身所决定。他说:“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

罗从彦提倡苦学,排除外界干扰,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

罗从彦对从政的看法亦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说:“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此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135年(宋绍兴五年)罗从彦卒于任,终年64岁。因无资费,竟数年不得归葬。直至其族人罗友任惠州判官,始遣人持护以归。1247年(宋淳七年)赐谥文质,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诏赐罗从彦祀于孔庙 [1]

罗从彦早年师从吴仪,以穷经为学。崇宁初(1102年)曾与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的首传弟子杨时讲易至乾九四爻,杨时喜曰:“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致和二年(1112年),师从杨时于龟山,学成后筑室山中,倡道东南,往求学者众。当年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父亲,和老师李桐都曾拜罗从彦为师。其中,有名望的如朱松(以进士入尚书郎,年少以诗文名师从仲素公,为宋代理学泰斗朱熹之父)、李桐(后系朱熹之师尊),程、罗、李、朱后来成为闻名后世的四大名儒。1132年以特科授博罗主薄,入罗浮山穷天地万物之理及古今事变之归,前往求学者甚多,1135年卒于官。有“遵尧录”、“春秋指归”、诗卷等著作遗世,大部收编入“钦定四库全书”。明洪武年间,仲素公与文天祥、朱熹、诸葛亮、颜真卿等同祀孔庙。康熙45年,仲素公得赐御书“奥学清节”祠额。后人罗浮山,筑室静坐,绝意仕进。朱熹曾说:“龟山倡道东南,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学,但仲素一人而巳。”学者称豫章先生。卒,谥文质。从彦的著作,有豫章文集十七卷,《四库总目》记载其有遵尧录、春秋毛诗语解、中庸说、春秋指归等传世。

1997年,是闽学奠基人之一罗从彦诞辰92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闽学先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福建沙县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在本县及周边地区文化界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是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并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了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职等道德风尚,表现了较强的民族精神;他一生刻苦好学,“笃志求道”,不惜变卖田产,多次背着干粮徒步问师求学,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更为后人景仰。据《沙县志》载:罗从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编写、出版的《二十五史》之《宋史》部分,也辑录了《罗从彦列传》。

自1996年,由沙县政协牵头成立“沙县纪念罗从彦诞辰925周年活动筹委会”以来,广泛与海内外有关学术团体及罗氏宗亲会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和联系,得到北京、山西、湖南以及本省福州、厦门、闽北等地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寄来许多研究罗从彦的论文。97年3月,县政协文史委主编、出版了《闽学 贤人罗从彦》一书,由罗氏族人集资出版了四卷集的《豫章文集》。在此基础上,县政协还组织出版了罗从彦的研究论文、专集,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罗从彦的生平以及他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许多读者的首肯。

始建于1635年(明崇祯六年)的豫章祠现已修缮一新,1997年9月14日重新对社会开放,并被列为沙县第三批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它对引导社会尊重知识,重视学习,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尽力营造文化氛围,促进当地文化事业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颖、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县城西五里处一胜景)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语)。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宋史》本传)。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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