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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含

罗含,生于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卒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 字君章,号富和,东晋衡阳郡耒阳县(今衡阳市耒阳市)人。 [1-2] 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曾祖罗彦,曾任临海太守;祖父罗仁,蜀汉建兴时为临安太守;父罗绥,延熙时为荥阳太守。历任郡主簿、郡从事、州主簿、征西参军、州别驾、尚书郎、郡太守、郎中令、散骑常侍、廷尉、侍中、长沙相等职,加封中散大夫。

罗含(292~372年) [3] ,字君章,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县(今衡阳市耒阳市)人 [4]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 [4] 。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称,是湖南第一个哲学家,所著《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 [3] 和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湘中记》三卷是第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 [4]

祖父罗彦蜀汉建兴时为临安太守,父罗绥延熙时为荥阳太守。含幼丧父母,依叔母朱氏成人。年轻时博学能文,不慕荣利。荆州刺史三次召他为官,均辞不就。后杨羡任荆州将,慕其才学,引荐他为新淦主簿,再三推辞不允才就任。不久,调任郡功曹敕史。东晋咸和九年(334),荆州刺史庾亮荐引罗含为江夏从事,江夏太守谢尚夸奖罗为“湘中之琳琅”。未几,升任荆州主簿。征西大将军桓温到荆州后,任含为征西参军,后转任荆州别驾。为避喧闹,含于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数椽,伐木为床,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桓温称含为“江左之秀”。含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朝廷征召为尚书郎。桓温重含才,喜含德,上表调任含为征西户曹参军,升宜都太守。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封南郡公,任含为郎中令。不久,朝廷又召含入都为正员郎,升散骑常侍、侍中、廷尉,转调长沙相。含年老辞官归里,朝廷加封为中散大夫。比及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时人以为德行之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之《全晋书》收其文两篇:一为《答孙安国书》,一为《更生论》。《更生论》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史称“括囊变化,穷极聚散”。所著《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也是古代湖南最早的文学作品,全书虽佚,但内容广为古籍称引,其中《楚风补》存其诗二句。

(据《衡阳湖湘文化名人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罗含,为东晋著名才子,少有志尚。曾梦见一只文彩异常的鸟飞入口中,从此文思日进 [5] 。始任州主簿,后为郡功曹。桓温镇荆州,召为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后入朝为尚书郎,又出任宜都太守。累迁散骑常侍、侍中,官终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名重一时,谢尚称其为“湘中之琳琅”,桓温誉为“江左之秀”。所著文章流行于当世。《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三卷。今存《答孙安国书》、《更生论》,载《弘明集》。其文理精词隽,不事繁词。传在《晋书文苑传》 [5]

大事记年表

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出生于桂阳郡耒阳县(今湖南省耒阳市)。

晋元帝永昌年间(322年),杨羡任荆州将军,荐罗含为江夏主簿。 [6]

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庾亮任荆州刺史,罗含任江夏郡从事。 [6]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将军桓温领荆州刺史,罗含任参军。 [6]

永和四年(348年),桓温任荆州刺史,加征西大将军,罗含任征西参军 [3]

永和七年(351年),罗含任宜都太守。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封为南郡公,罗含任郎中令,不久升任散骑常侍、廷尉等职,

太和四年(369年),罗含任侍中。 [3]

太和五年(370年),调任长沙相。

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罗含去世。 [3]

父罗绥,荥阳太守。祖父罗仁,光禄大夫。曾祖罗彦,临海太守。 [6] 罗含配秦氏、田氏、李氏,生七子 [7]

晋书 文苑列传

罗含,字君章,桂阳郡耒阳人也。曾祖彦,临海太守。父绥,荥阳太守。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尝宰新淦,新淦人杨羡后为含州将,引含为主簿,含傲然不顾,羡招致不已,辞不获而就焉。及羡去职,含送之到县。新淦人以含旧宰之子,咸致赂遗,含难违而受之。及归,悉封置而去。由是远近推服焉。后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为部江夏从事。太守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寻转州主簿。后桓温临州,又补征西参军。温尝使含诣尚,有所检劾。含至,不问郡事,与尚累日酣饮而还。温问所劾事,含曰:「公谓尚何如人?」温曰:「胜我也。」含曰:「岂有胜公而行非邪!故一无所问。」温奇其意而不责焉。转州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后至。温问众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征为尚书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转征西户曹参军。俄迁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寻征正员郎,累迁散骑常侍、侍中,仍转廷尉、长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门施行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妻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于世。

东晋第一才子

罗含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更生论》是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思想交锋,被时人称为“括囊变化,穷极聚散”的佳作。 [3]

罗含是一个文学家、地理学家。他的《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记的代表作,详细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成为后世修志的范本。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开创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3]

罗含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任过征西参军等军职,在太和四年(369年),罗含为侍中,还尝奉帝命到山阳去犒劳桓温的北伐军队(《晋书卷九十八》列传六十八)。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晋朝,能够周旋于险象环生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风雨不惊,从容致仕,告老还乡,长寿而终,罗含具有过人的政治智慧。 [3]

庾亮掌权时,以罗含为江夏从事。谢尚称赞罗含,比喻他是“湘中之琳琅”。后来,桓温取代庾氏为荆州刺史,在一次与僚属宴会上,当众赞赏罗含不但是“荆楚之材”,还是“江左之秀”,还上表朝廷,升罗含为宜都太守。庾亮、桓温、谢尚本来属于不同的势力集团,彼此间水火不容,但对罗含的赏识却不谋而合,足以说明罗含确实为东晋有名才子。 [3]

东晋政权建立后,当时中原的一些高门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诸葛氏、济阳江氏等大族都来到江南。这些家族在中原时就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是当时在学术和文艺上影响最大的家族。因此当时著名的经学家、清谈家和文人仍多为北人。东晋时代学者和文人中,祖籍在长江中流而又久居其地的文人只有罗含 [3]

罗含其人其文,在唐代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盛唐诗人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诗云:“庾信罗含俱有宅,春来秋去作谁家。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把罗含与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庾信并称。杜甫对庾信的评价很高,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并称罗含与庾信,可见罗含在杜甫心目中的地位。

中唐诗人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云:“茅岭潜相应,橘洲傍可指。郭璞验幽经,罗含著前纪。”把罗含与郭璞(西晋著名文学家、中国风水学鼻祖)并提。

晚唐诗人李商隐《菊》诗:“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罗含宅”是出自《晋书》的一个典故。《晋书罗含传》中说,罗含在官舍时,有一天,一群白雀栖集堂宇。回到家乡耒阳后,一天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竞相开放,满堂馨香。人们都说,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是吉祥的兆象。罗含是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陶渊明是山水田园诗歌的鼻祖,都以自己的高尚的人格风范,受到后世的景仰,都以自己的品德、思想和才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3]

世人传颂的道德楷模

东晋权贵争权夺势,各不相让,罗含却保持了淡泊平静的心态和清正廉洁的节操,不恋权,不贪钱,不畏势,重友情,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 [3]

不恋权。罗含二十岁后,州里三次授予官职,都没有接受。后来,豫章郡新淦县人杨羡到桂阳做州将,由于罗含父亲罗绥在新淦做过官,有很大的政绩,非常受新淦人的拥戴,所以杨羡请罗含出任主簿,可罗含“傲然不顾”,不予理睬。随后,杨羡不停地去聘请,罗含实在不好推脱才勉强上任。罗含年老后,正是最为看重罗含、视罗含为心腹的桓温总揽东晋朝政,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罗含主动请求退休,不恋权。 [3]

不贪钱。罗含莅临新淦县,新淦百姓听说罗绥儿子罗含到了,就纷纷送东西给他。罗含盛情难却,只好将礼品收下。在离开新淦时,却把礼品封置起来,并未带走。于是,远近百姓都非常推崇佩服罗含的品德。 罗含做官时,生活特别简朴。任荆州别驾时,嫌官衙内太吵闹,就在城西郊的小洲上盖了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居住。罗含却不以为苦,生活得有滋有味,深得后人钦佩。 [3]

重友情。永和四年(348年),桓温做荆州刺史,加征西大将军,罗含升为征西参军。《世说新语》:桓温想检劾他的政治对手谢尚,就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罗含到了谢尚那里,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象是来做客,每天只是与谢尚饮酒谈天。谢尚也是名士,气质秉性与罗含投合。所以,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罗含却反问桓温说:“您觉得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罗含巧妙地保护了谢尚,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 [3]

唯物辩证哲学

除了罗含对于后世的道德楷模作用外,罗含的文化影响更集中地体现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贡献上。 [3]

罗含的《更生论》,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其性质。虽然《更生论》全文仅392个字,但内容和意义都十分深刻。凡是研究佛教、哲学的著作,都提到罗含的《更生论》,可见《更生论》之受重视。 [3]

《更生论》阐述了如下观点:

物质的观点。《更生论》从玄学崇有思想出发,指出天是万物之总和。《更生论》指出:“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强调天是万物之和,而不是“虚无”,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物质。人也是天中一物,从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罗含强调天是万物之和,明确表明天是物质的,是现实存在的。在当时,承认天是物质的,人是天中一物,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更生论》提出的这种“以人是天中一物”的思想,还说明《更生论》体现了普遍联系的思想,结合《更生论》下文提出的事物发展的思想,其所体现的发展观是具有普遍联系的发展观,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观。 [3]

发展的观点。《更生论》提出:“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罗含的这个观点与形而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宣称“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尽心》),精神凌驾于物质之上,而且物质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罗含则认为“万物有数,天地无穷”, 即认为“天地”是根本、是本原、是主体。“更生”的意思是“新生,重新获得生命”的意思,不同于佛教所讲的“涅磐”,佛教所讲的“涅磐”是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才能得以更美好的重生。但这里的“更生”,不讲报应,不会让人们对来世感到恐惧,因而是从容的,自然的。《更生论》阐述了“更生”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有花开就有花落,有日出就有日落,人或动物有死就有生。其所显示的,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思想的体现,是罗含哲学思想的闪光之处 [3]

《更生论》阐述了更生的原则:有“本”。《更生论》说:“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途;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罗含从《周易》的“穷神知化”推出,神是可以穷尽的,那么形也只能是有一定的数量。既然人与物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万物都各具自己的“成分”,即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万物之间就不能互化。而且,它们之间的变化、“更生”,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相次,毫分不差”,而不是混杂无章的。所以罗含接着说:“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罗含还说“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在罗含看来,万物有“本”,即万物各有其性质、差别和特点 [3]

“神不灭”的观点。《更生论》所秉持的“神不灭”的思想,不能为今人所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妖仙鬼神。东汉明帝时,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宣扬人死精神不死,强调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六朝“多鬼神志怪之书”,《更生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罗含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人死后,神是不灭不变的,这个神是自我之神,其更生是自我之神在轮回更生。罗含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与其同时的另一位哲学家孙盛的反对,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神灭”与“神不灭”的大讨论。这场论争本身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刘宋时的宗炳与何承天,齐梁时的范缜与梁武帝,都参与到论争中来。他们或以“火之传于薪”做比喻,或以“刃之与利”为比喻,彼此辩难,通过论争提高了思辩水平,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3]

中国山水散文创作先驱

刘宋时代,罗含因文采出众成为当时人们景仰的前代作家。唐代的徐铉《成氏诗集序》说:“若夫嘉言丽句,音韵在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罗君章、谢康乐、江文通、丘希范,皆有影响发於梦寐”(《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说明罗含对山水自然有着独特的感受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把罗含与以山水诗文名家的谢灵运、江淹、丘迟并提,罗含以其山水文笔为唐人所看重。罗含作品现大多失传,只有《湘中记》散见于文献古籍。 [3]

《湘中记》记述了湖南的山川、特产、民俗、古迹等内容,是湖南最早的一部古代地记,是后世修志的范文。湘中,就是现在的湖南地区,《湘中记》为罗含在做桓温僚属时或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即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此时罗含宦游湖湘多年,谙熟湘中山水风物、故实传闻,记而为书,也在情理之中。 [3]

直至元代,史料仍记载有《湘中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湘中记》全书亡佚于明代。清代一些学者,把前人在类书、史书及地理著作中所引用的《湘中记》中的段落文字,搜集整理出来,进行辑佚。 [3]

《湘中记》最大的文学价值:它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晋宋地记中,《湘中记》较早地加强了文学成分的比重。尤其是山水描写内容的增加,是其后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作品的榜样和先导。 [3]

《湘中记》通过释名来揭示山水的特点或位置,加强描写的情趣内容:九疑山在营道县,与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 [3]

利用色彩和声响加强描绘的力度。如写湘水: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寥,常如有风气。白沙、赤岸、绿竹、清流,“五色鲜明”。 [3]

写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 [3]

罗含用了视听结合的手法,可谓有声有色。“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这对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泉水激石,冷冷作响”及《与顾章书》“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的写法似乎不无启发。 [3]

《湘中记》化静为动或动静结合来写景,凸现景物的动感: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随风委拂。 [3] 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用夸张性比喻构成悬殊的对比,显现湘水狭阔变化特点,更可见作者对部分山水景物的描写已经有较高的造诣。 [3]

与此前地记作品比较,罗含《湘中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此前地记作品则多用临时性的比喻对景物景象勾勒,而《湘中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则是作者有意为之,相对细致生动。如汉辛氏《三秦记》写华山:“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云。”以“半天之云”喻山之高峻。《湘中记》借鉴了《三秦记》的写法,也用云比喻衡山:“衡山近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如阵云”是近望的直观感受,是点上的描摹,而“沿湘千里,九向九背”则从总体上进行状绘,尤其突出了衡山绵亘迂回的特点。《湘中记》描绘的山水景物,以清丽空灵为特征,很能体现乡土风物的幽美特点,这也说明作者是带着欣赏、热爱的心理来进行创作的。 [3]

二、此前地记作品大多记述地理形势、郡县沿革、水道分布、山川物产等内容,文学色彩一般不很浓重。而《湘中记》不但模山范水时,注意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加强表现效果,艺术表现力较此前地记作品有所提高,有时并不拘泥于写实,而是利用富于文学性的笔调引人入胜。《水经注湘水注》引罗含语:“(芙蓉峰)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 “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不是具体的写实,而是一种意境化的描绘,构造了一幅山水相得的优美画面。 [3]

三、从语言方面看,《湘中记》有时能够整句与散句结合运用,如:宿当轸翼,度应机衡,故曰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句式参差错落,语调优美抑扬。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对偶和诗句化的描写语句。杨慎《升庵诗话》指出,出自于罗含《湘中记》的“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沿庭对岳阳,修眉鉴明镜”诸句,与诗歌的句式非常接近。可以看出罗含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 [3]

总之,罗含《湘中记》中出色的山水景物描写,已经为此后以山水描写见长的晋宋地记如袁山松《宜都记》、盛弘之《荆州记》等的创作导夫先路。在中国山水散文创立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领军作用 [3]

罗含生于耒阳官宦家庭,深受祖父辈的薰陶,从小就胸怀大志,聪明好学。小时候,母亲去世,父亲为官不便带他,由叔母朱氏抚养。一天,在书房里看书,看觉看觉就伏桌而睡进入梦中,一只小鸟在窗外鸣叫,声音悦耳。开门一看,只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鹏鸟在树枝上鸣叫。罗含感到很好奇,怎么没见过这样漂亮的鸟。于是小心冀冀地慢慢往树上爬,张着口目光盯着小鸟生怕飞走。鸟儿好象知道他的心思,忽然飞入他口中。罗含一惊,从树上掉下来。惊醒后满身是汗,原来是一个梦。于是对叔母朱氏说所梦之事,叔母说,梦见有异鸟,你以后必定有出息。可能是叔母对他的激励,此后,罗含才思敏锐,下笔成文,学业进步很快。他经常捧书夜读,尤其爱看地理、历史之类的书。写了不少张扬个性的诗词文章,被视为奇才。 [6]

西晋建兴年间(313一316年),州里三次征召,都未上任。当时正处于“永嘉之乱” 时期,陶侃主政荆州,与其父罗绥关系很好又是老乡,才三次征召他。 [6]

罗含二十至三十岁之间,无所事事,是古代的“啃老族”。平时不是看书、写诗作赋,就是游玩于山水之间,几乎走遍了湘中南,为以后写《湘中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西晋永嘉元年(307年),怀帝命琅琊王司马睿出镇建邺(今南京)。永嘉之乱后愍帝被俘,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 [6]

晋元帝永昌年间(322年),新淦人杨羡任荆州将军,再次引荐罗含为江夏主簿,罗含再次傲然回绝,经杨羡多次相邀才接受主簿之职。罗含任江夏主簿时,做人本份,做事认真,没有辜负杨羡的推荐。当杨羡去职离开荆州时,两人难分难舍,一直送杨羡到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县)。 [6] 罗含父亲曾任新淦县令,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百姓很拥戴他。听说罗含到来,为了报答罗绥的恩情,人们纷纷送礼物来。罗含推辞不掉,只好将礼品登记封置起来。待到离开新淦时,才托人将礼物退还原主。于是,当地百姓很推崇佩服罗含的人品。此举成为佳话,在当地广泛流传 [6] 。不久升为江夏郡功曹。

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庾亮为荆州刺史,罗含为江夏郡从事。时任江夏太守谢尚,与罗含交情很深,无话不谈,可谓心心相印。谢尚曾对手下官员说:“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 琳琅者,美玉也。官员尊重他,百姓拥戴他,其品德冰心玉洁,像美玉一般白洁无瑕。不久,罗含升任荆州主簿。 [6]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安西将军桓温,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时,招罗含为帐下参军。桓温帐下参军有:罗含、孙盛、袁乔、周楚、郗超、孟嘉等。罗含参与制订攻打成都(李势在成都称汉王)的作战方案。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率军沿长江西进。永和三年(347年)三月,西征军到达离成都二百来里的彭模(今彭山县),一天,罗含与桓温对弈,桓温连输二局要求再下。罗含说,棋局如战场,要看到对方三至五步棋势,知己知彼方可取胜。桓温大悟。后来桓温派军士打探敌情,与众参将、参军商讨进兵方略。桓温与罗含、袁乔则带领大军快兵挺进成都,中途与汉军相遇,三战三捷,汉兵溃退逃回成都。桓温率军直逼成都,汉王李势领军出城迎战。在笮桥,双方展开决战。战斗中,桓温差点被射落马下,将士大惊。在这关键的时刻,罗含、袁乔临危不惧带领晋军往前奋勇冲杀,终于打败汉军而占领成都。李势连夜逃往葭萌,后来投降,成汉灭亡。 [6]

永和四年(348年), 桓温加征西大将军, 罗含升为征西参军。桓温势力集团与殷浩势力集团相抗衡。桓温为了打击殷氏势力, 派罗含去江夏郡搜集太守谢尚的过错, 想检劾谢尚来打击殷浩。这年仲秋,罗含从荆州去江夏,再三寻思还是不告诉来意为好。来到江夏, 也不过问郡中事, 好象是来做客,每天与谢尚饮酒谈天,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从江夏回来后, 桓温问罗含搜集到什么情况?含却反问说:“ 谢尚这人怎么样?”桓温说: “比我强。”罗含于是说:“谢尚既然胜过你,怎么能说你的坏话?”很巧妙地保护了谢尚,缓和了两大势力的矛盾 [6] 。桓温也知道罗含的意思,没有责怪。不久任荆州别驾。

罗含任荆州别驾时,觉得衙内喧杂常去江边散步。这天,春风和煦,艳阳西落,江水粼粼,号子阵阵,一只只帆船从江心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罗含沿着江边长满杂草的小路边走边想,衙内喧杂,何不在乡下建一间茅屋,这样既可以避免喧杂干扰写作,又可以了解民情陶冶心性,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在城西郊小洲上盖一所茅屋。伐木做床,编苇为席,穿着平常的衣服,吃着自己种的蔬菜而居。一个封建士大夫有这样的操守和情怀是难能可贵的 [6]

永和七年(351年),罗含任宜都太守,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取一些举措缓解了民怨。他清正廉洁威权肃穆,深受百姓拥戴。有一年大旱,秋收时税赋不能及时入库,罗含亲自下乡了解实情。近处,江边上的田间留下收割后的禾蔸灰白一片;远望,干死未收的禾杆一片灰黄,热风吹过一浪一浪地摇摆,像似向路人诉说心中的痛苦。罗含看到此景感到很难过,如实上表直陈,要求减免赋税 [6]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封为南郡公,罗含升为郎中令,不久升任散骑常侍、廷尉等职,后来调任长沙相。罗含为人正直仗义,为百姓排忧解难,富于同情心;为官清正廉洁,爱军恤民,不附权势,深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誉为“湘中琳琅”。 [6]

罗含少时被视为奇才。成年后,写了不少诗词、文章。《湘中记》记载湖南的山水、湖泊、古迹、物产及逸事。《菊兰集》记录他所写的诗词,《更生论》是一篇哲学著作,《答孙安国书》则是回复孙盛争论学术问题的回信。《晋书文苑》中记载:“所著文章行于世” 谬谬七字,说明罗含的文章在当时流传很广。

《湘中记》又名《湘中山水记》,宋代《艺文志》还有书名录,可后来佚失。但在《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说郛》、《麓山精舍从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汉唐地理书钞》中均有部分记载 [6] 。从传载下来的文章中可看出,此书文字精炼,文辞优美。《湘中记》部分文如下:

记的有:“永和初,有药衡山者,道迷粮尽,过息岩下,见一老公,四五年少,对执书。告之以饥,与其食物,如薯蓣。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复饥。” [6]

记山的有:“衡山,遥望如阵云,沿湘千里,九进九向,乃不复见。”“有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有白鹤回翔其上,如舞。”“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屈(屈原)平示放,而作九歌。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耒阳县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常随风委拂 [6] 。”

记水的有:“湘水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营水、水、颧水、祁水、舂水、永水、耒水、渌水、涟水、浏水、沩水、汨水、资水,皆注湘。 [6]

记古迹的有:“衡山、九疑皆有禹庙,太守至,常遣户曹致祀,则如弦歌之声。”“郴县南,有义帝庙,百姓祭之。又县南十数里,有马岭山,山有仙人苏耽坛。”“耒阳县北,有蔡伦宅,宅西有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宅边有池,今池存宅废,臼迹犹存。” [6]

记物产的有:“零陵县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风则群飞,翩翩然。其土人来,有干者,今合药或用。” [6]

罗含很喜欢种花、赏花,尤其喜爱兰、菊。其间,写了不少歌赋兰菊的诗词,编成《菊兰集》。写有《药人>:“药衡山急,结伴登九疑;深谷挺丹芝,悬岩源崖。泠泠云珠落,玉草滋;鲜景染浮云,妙气浸奇石。”<咏兰菊>:”兰既春敷, 菊又秋荣; 芳盖百草, 色艳群英。咏兹兰菊, 幽香传薰; 孰是芳质, 谓之愈。”可惜其诗集以后失传了,只存有书名。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组诗《菊》中写道:“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与同时代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相提并论,足以证明他对兰菊的痴迷程度。 [6]

《更生论》是古代中国一部最早的哲学著作之一, 文章阐述了万物更生的原则、规律及性质。显示了朴素的唯物史观, 认为万事万物是变化的, 都有其自身规律, 只要掌握了其规律性, 就认识万事万物的本质。如:“万物有数, 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 则天地有终也; 天地不至有终, 则更生可知矣。”“天地虽大, 浑而不乱; 万物虽众, 区以别矣。”“人物变化, 各有其往。” [6]

永和六年(350年),桓温与众僚属宴会,罗含后到。桓温指着罗含问众僚:“这人文才如何?”有人说:“可谓荆楚之材”。 温说:“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 桓温很看重罗含的人品和文才, 又上表朝廷, 不久升罗含为宜都太守。 [6]

升平三年(359年),罗含任长沙相。虽然公务繁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到其管辖的郡县行走。一是察访民情,二是考察湘中山水、河流、古迹、风俗民情状况,为写《湘中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罗含游览衡山,《湘中记》中记有:“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轸宿,铨德钧物,度应玑衡,故名衡山。下踞离宫,摄位火神,赤帝馆其岭,祝融宅其阳,故曰南岳。”“衡山有三峰。一曰紫盖,望之,辄有双白鹤回翔其上, 如舞。二曰石菌,下有石室,即石廪也。三曰芙蓉,有飞泉如带, 飘泻而下。”“衡山,望若阵云,非清霁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澧泉流其右。”后来,又登上了九疑山,在《湘中记》留下:“九疑山,岫壑负,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名之。大舜空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自庙仰山极高,直上可百余里……。”后来又乘船沿湘江顺水而下,“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一路上,时而观赏两岸美景, 时而登岸访察民情, 直到洞庭湖。 [6]

罗含由于文才出众,被后世称为“荆楚之材”、“ 江左之秀”。 唐代大都督罗端的墓志铭记录:“含以文锋绮丽,晋烛中州”。南朝著名文学家、诗人徐陵,《徐孝穆集》中记有:“南效奉乘,当求郑默之才;西省文辞,应用罗含之学”。从南北朝到唐代,不少文学家、诗人,在其著作中提到罗含,从侧面反映了罗含的文学才能在当时是有名望的。 [6]

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年),桓温与殷浩相互争权。殷浩看重谢尚,而桓温则器重罗含。但罗含不畏权势,不拉帮结派。谢尚调升豫州刺史后,罗含在朝中任散骑常侍,经常书信来往,关系和好如初,没有受权势的影响。 [6]

哀帝期间(362-365年),罗含调任京城建康(今南京)任侍中,参与朝廷政务。兴宁二年(364年),哀帝下令土断,罗含不畏权势,参加制定土断的策略和实施方案。因为令下于农历三月初一庚戍日,史称“庚戍土断”。当时,人们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不少人隐匿户口土地,请求世家大族的保护为其荫户。通过“庚戍土断”, 大量被豪族隐瞒的户口土地被清查出来,使得赋税增多而“财阜国丰”。 [6]

大和四年(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统领五万大军从姑孰出发,兵分二路攻伐前燕。废帝派遣侍中罗含在山阳的地方犒送桓温。此次北伐,一方面由于桓温性情傲慢脾气暴躁,不听观谏而失去战机,另一方面,桓温北伐出于政治野心,受到朝廷限制,最后以失败告终 [6]

穆帝改元升平以后,桓温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专横跋扈,后来连皇帝都废掉,可谓权倾朝野。罗含虽然是桓温一手提拔上来的,耳闻目睹桓温的所作所为,审势度时,以年老有病为由辞官,回到耒阳。 [6]

罗含回到家乡后,先居住在耒阳县北兴业乡高冲老家,后迁到县城西二里的西湖塘居住,回乡后加中散大夫。当初,罗含在官舍时,有一天,一群白雀栖集堂宇不停地鸣叫。逝世前几天,阶庭上的兰花菊花竟相开放,满堂馨香,同时还有异鸟鸣叫堂前。东晋咸安二年(372年)十月十三日午时,罗含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周岁。人们说,这是有德行的人对天地的感应,是吉祥的兆象。朝廷闻知罗含不附和专权跋扈的桓温,恤赠有加。传旨在耒阳县西湖塘右边的小岭上修建了相公祠,祠中立有罗含生平事迹的石碑。每年春秋二季,耒阳官员都会前往祭祀。人过要叩首,马过要下鞍。 [6]

罗含去世后,后人先将其棺椁停放在西湖塘南蛇出洞形。宁康三年(375年),葬于耒阳县太义乡五雷仙山顶西面。下葬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其德感天地震神仙,因此,此山命名五雷仙。 [6]

罗含著有《湘中记》三卷、《菊兰集》、《更生论》、《答孙安国书》等书。 [6]

古籍文献中记载罗含事迹的较多,除了《晋书罗含传》外,还有《广舆志》、《世说新语方正篇》、《麓山精舍从书历朝传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幽明录》等篇目,也记载了罗含为人为官的具体事例 [7]

2012年12月24日,国内知名古文学研究中青年专家、全国研究罗含最具权威的专家鲍远航教授来到耒阳,讲述罗含的个性、生平和成就 [6]

2013年10月19日,耒阳市召开纪念罗含诞生1721年暨会刊发放仪式 [3] 。耒阳市副县级干部、市总工会主席罗育锋,市文联主席熊艾春参加座谈会。

2015年10月31日,纪念罗含 [8] 诞生1723年座谈会在蔡伦竹海举行。会上提议把罗含纳入衡阳市乡土教材,举办罗含菊花节,出版《罗含传》,建设罗含公园、罗含纪念馆,在蔡伦竹海植入罗含文化,打造罗含旅游文化名片等。耒阳市领导罗才国、罗育锋参加会议。

2016年12月1日,耒阳市召开罗含学术研讨座谈会 [4] ,耒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洋曹晓江、罗才国、孙琳、陈纪琪、许焕杰出席会议。

2016年12月16日17日,2016中国(耒阳)罗含 [4] 学术研讨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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