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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国儒家经典)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1]

《论语》的篇名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若开篇三个字是一个词,则取前三个字。篇名与其中的各章没有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仅可当作页码看待。

学而第一 (主要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

为政第二 (主要讲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

八佾第三 (主要记录孔子谈论礼乐)

里仁第四 (主要讲仁德的道理)

公冶长第五 (主要讲评价古今人物及其得失)

雍也第六 (记录孔子和弟子们的言行)

述而第七 (主要记录孔子的容貌和言行)

泰伯第八 (主要记孔子和曾子的言论及其对古人的评论)

子罕第九 (主要记孔子言论,重点为孔子的行事风格,提倡和不提倡做的事)

乡党第十 (主要记录孔子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

先进第十一 (主要记录孔子教育言论和对其弟子的评论)

颜渊第十二 (主要讲孔子教育弟子如何实行仁德,如何为政和处世)

子路第十三 (主要记录孔子论述为人和为政的道理)

宪问第十四 (主要记录孔子和其弟子论修身为人之道,以及对古人的评价)

卫灵公第十五(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在周游列国时的关于仁德治国方面的言论)

季氏第十六 (主要记孔子论君子修身,以及如何用礼法治国)

阳货第十七 (主要记录孔子论述仁德,阐发礼乐治国之道)

微子第十八 (主要记录古代圣贤事迹、孔子众人周游列国中的言行及周游途中世人对于乱世的看法)

子张第十九 (主要记录孔子和弟子们探讨求学为道的言论,弟子们对于孔子的敬仰赞颂)

尧曰第二十 (主要记录古代圣贤的言论和孔子对于为政的论述) [2-3]

东汉永平元年(58年)徐防上书云“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人于七十子重子夏,故以《毛诗》直承子夏。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膝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膝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

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4-6]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作,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7]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8]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隶古定。当孔安国向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9]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论语》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 [10]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 [9] 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5000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 [1] [11]

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论语》。它与《孝经》都是汉初学习者必读之书,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论语》,已亡佚殆尽,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集解》,宋人邢的《疏》。至于何晏、邢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以下列举一部分:

1.何晏集解、邢疏《论语注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非今人之注疏可比。

2.朱熹《论语集注》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是论语注疏中的重中之重,非今人之注疏可比。

3.刘宝楠《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

4.程树德《论语集释》。

5.杨树达《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

6.钱逊《论语浅解》。

7.冯梦龙《论语指月》 [12]

8.敦煌版《论语注》

9.钱穆《论语文解》《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10.李炳南《论语讲要》(长江文艺出版社)

11.杨伯峻《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 [3]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即孔丘,字仲尼,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尼山镇境内),东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了《六经》。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其行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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