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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源流考(满洲源流考)

《满洲源流考》是一部民族史地志,也叫《钦定满洲源流考》,一共二十卷。清阿桂等奉敕纂修。

阿桂(17171797年),字广庭,姓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改隶正白旗。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历迁吏部员外郎、江西按察使、内阁学土。二十四年,清廷平定南疆集占的叛乱,受命在那里驻军,处理善后事,建策督造农器,实行屯田。后赴西南边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名,今属四川)叛乱,因功授武英殿大学士。四十二年,奉旨和于敏中、和坤、王杰、董浩等同任总裁,主持编纂此书。另由平恕、戴衢亨任总纂校官、麟喜等十二人任纂修,负责具体编写工作,书成后,经乾隆帝审定才颁布,所以题“钦定”两字。

《满洲源流考》体例近于方志,分部族、疆域、山川、国俗四门,历考有关东北也区少数民族的各类记载,以求辨明满族史、语言、地理、风俗源流。每门首列满有关事迹或御制诗文等,以示尊崇。然后汇辑历代史书文献中涉及肃慎、夫馀、挹娄、三韩、勿吉、百济、新罗、褐、渤海、金初完颜部、明建州诸卫等清以前东北地区诸主要部族的记载,分考其族源、名称、居地、活动、风习沿革。其编次之法,凡资料皆分部族、按朝代排列,各为标目,如部族门之“肃慎”、“夫馀”,疆域门之“兴京”等,间加夹注,每标目之末复为案语,考其流分合之迹,并据辽、金、蒙、满语辨其古今音读之讹及诸书记载之异同。

此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

一、对历史书特别是正史中的有关资料作了较系统的爬梳整理。如疆域门中,“凡史册所载诸城镇村寨之属,各按原书方位,证以现在地理形势,件系条分,悉加辩证,务图经所纪,条贯咸该。至辽金宫室建置,一切古迹应行考据者,均即载入”(凡例)。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便利。二、辨析史事,纠正了某些古史记载的误会。如指《后汉书》及《三国志魏志》夫馀传均称其国“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加等官,实为误解,以为此种官称,当系主管某类畜牧者,,而非“以畜名官”。又谓《后汉书》记辰韩之习,生儿欲令头扁,以石压头,并不可信,证之满洲旧俗,生则置卧具使仰卧,久而头形呈扁,辰韩习,当与此相类。其余在地理、山川的沿革考证方面,对旧史所记,也有所是正。、提供了不少有关古今东北少数民族风的资料。其国俗门分骑射、冠服、政教、祭祀、祭天、祀神、杂礼、官制、语言、物产、杂缀诸目,不仅胪列了周以来东北部族的民俗学资料,对满族风俗事物也不少记载,如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法喇(雪中扒犁)、霞绷(照明物,俗称“糠灯”)、豁山(一种韧性纸)、斐阑(小儿习射用的柳小弓)等。又如卷二十记满族的一种兽骨游戏说:“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糜,大者以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坐掷以相乐。以薄圆石击之则日帕格。”皆可参考。

由于此书完全秉承清帝旨意而作,记及考证的主题又围绕着清代统治民族族及其祖先,编修者颇受束缚,故使不地问题的深入考察受到影响。

有乾隆武英殿刊本及1932年奉天大同学院铅字排印线装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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