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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寺钟声

《清凉寺钟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巨星影业公司摄制的剧情电影,由谢晋执导,由丁一、濮存昕、栗原小卷等主演,于1991年首映。

该片讲述了抗战胜利后,羊角大娘将被遗弃的日本孤儿抚养成人并送其出家为僧,法号“明镜”,多年后明镜赴日交流时与亲生母亲相认,但他没有留在日本,而是返回了他所深爱的中国 [1]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驻扎在河南韩家庄的日本军队仓皇撤离。混乱中.随军护士大岛和子(栗原小卷饰)和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失散。

羊角大娘(丁一饰)从外村回来,路过杂乱的日军营地,见一个用日军上衣包着的男婴躺在一只藤篮里哭泣。她犹豫再三,还是发了善心,把这日本婴儿抱回家。叔叔康森(江化霖饰)跟日本人打仗受过伤,反对收养。羊角大娘的哑巴儿子葫芦(尤勇饰)也不乐意留下这个日本孩子,想把他扔了。迫于无柰,大娘让女儿秀秀(林岚饰)把孩子放在大路口。可到了中午,秀秀流着泪又把孩子抱了回来。她喜欢上这孩子了。从此以后,取名“狗娃”的孩子成了羊角大娘的孙子。

狗娃(方超饰)一天天长大,长得聪明又善解人意,逐渐赢得了葫芦的喜爱。葫芦带狗娃赶庙会,看见狗娃被孩子们侮辱憋了一肚子气,苦于说不出,只好抱着狗娃用树枝抽打石人出气,狗娃破涕为笑。葫芦和村里人外出开山修铁路前,狗娃贴着他的脸叫他爸爸。一次事故中,葫芦遇难,狗娃再也没见他爹回来。大娘和秀秀出远门赶往葫芦遇难处,含泪将狗娃送给无儿无女的货郎牛金川祝士彬。后来,羊角大娘知道狗娃在牛家挨冻受饥,又把狗娃接回了家。为补贴家用,秀秀(李婷饰)嫁人换回一笔彩礼。

羊角大娘逐渐年老体衰,她把狗娃送到清凉寺,请方丈一韦法师收留。她临别时将一条和服腰带留给狗娃,告诉他这是他亲生母亲的物品,嘱他好好保存,祖孙俩痛哭而别。

二十年后,中国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明镜法师(濮存昕饰)的身世引起大岛和子的注意。一根丝腰带把失散三十年的亲生骨肉系在一起。明镜穿上母亲为他准备的和服,亲切地叫了一声他平生第一次呼喊的“妈妈”。离别的时刻来临,明镜重披袈裟,将腕珠留给母亲,嘱她保重身体,母子含泪而别。清凉寺的钟声再次响起,明镜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这里有更深的爱 [1-2]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3]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1-2] [4-6] [7]

原剧本中“狗娃”是被日本兵强奸的中国妇女生下的混血儿,后来成为一个音乐家 [8]

为了扮演好角色,濮存昕花了一段时间到广济寺体验生活,学习如何礼佛、穿袈裟、念大悲咒 [9]

在河南外景地,剧组住在老乡家,因为老乡做饭香,女演员都吃胖了,让谢晋很着急 [9]

在日本拍摄期间,为了节省开支,谢晋和剧组成员一起在中国大使馆借住。在赴奈良拍外景时,他也不坐新干线,而是挤在器材车上。栗原小卷和川田淳子等日方演员只收取了很少的片酬,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剧组找到一些免费的拍摄场所。原《朝日新闻》总编辑影山三郎也无偿地把自家住宅借给剧组拍摄 [10]

剧组打算在日本的唐昭提寺拍外景,但该寺因供奉有鉴真和尚的真身,所以规定不能在寺内拍戏。赵朴初亲笔写信与住持商量,剧组才获得批准,而且住持还亲自出镜 [10]

郭亮村的好多村民都在片中客串了临时演员,他们平生第一次做演员,特别想看看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于是,影片剪辑完成后,谢晋导演专门从上海赶到郭亮村,给全村人放映了这部电影 [11]

投拍经过

《清凉寺钟声》是李20世纪70年代写成的作品,原名《冤孽》。赵丹曾想把它搬到银幕,但因故未如愿 [10] 。谢晋看过剧本后,对羊角大娘深刻印象,好几年都忘不了这个本子 [6]

1989年,谢晋终于找到机会拍摄该片,他亲自到郑州说服李修改剧本,由于当时李正在生病,他的妻子出主意让李出构思,儿子李澈执笔,二人共同署名。1990年1月,剧本第一稿完成,但谢晋不是很满意,专程找到刚从河南返回北京养病的李,要求再进行一次大改。此后,谢晋接连三次赴京,为剧本出谋划策。剧本还在反复修改时,谢晋先在河南选定了外景地辉县郭亮村。6月,剧本的第四稿完成了,谢晋比较满意,又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过目指正。赵朴初看后对剧本中个别不符合佛教习惯的词句进行了订正,提议把题目改为“清凉寺钟声”,更欣然为片名题字。算上最后的导演工作台本,该片的剧本共改了五稿 [10]

演员选择

羊角大娘原定由赵丽蓉扮演,但由于赵丽蓉心脏方面出了问题,谢晋只好临阵换将,用丁一替代了赵丽蓉 [10]

大岛和子一角,谢晋曾想起用乙羽信子或倍赏千惠子,但是一位日本导演看了剧本后否定了他的想法。所以,1990年的年底,剧组在河南拍完外景后,大岛和子的扮演者仍没有着落。1991年1月初,谢晋听说栗原小卷来中国参加冰雪艺术节,马上托友人帮他安排与栗原小卷见面,当场提出请栗原扮演和子,并给她看了一段样片。看过样片后,栗原很感动。但由于角色年龄跨度较大,她一度犹豫不决,经过谢晋的劝说,她终于同意出演 [10]

该片是对以往“谢晋模式”的超越,导演的人生思考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对生活的审美把握其角度也发生了转换,而创作路子自然也和过去有了明显的差别。谢晋仍像过去一样喜欢写人性、人情、性格美、心灵美,但大时代的悲观喜怒没有了,带有民族、历史、时代、社会具体印记的道德伦理评判及其强烈明显的欲望没有了,却增加了相对抽象、普遍的人类同情心与人生哲理感,以及皈依于宗教信仰的精神倾向。于是,从影片中原侵略军后代的命运历程和心灵轨迹中,获得了比它所叙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更广阔、更深邃的意义,从而给人们以思想启迪和精神感受 [13]

也许是为了回应批评者的责难,谢晋在片中下大力气抑制他在过去创作中几乎成为“习惯”的“煽情”,而是调动音乐元素和采用蒙太奇手法来有意识地硬性“说理”。影片的故事生动曲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说理”本身的缺陷,使影片在某一方面仍有较高的品位。但遗憾的是,在片中,“说理”的主要渠道之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像明镜法师、一苇法师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苍白人物的直露说教来完成的,结果造成故事和内涵的断裂。该片的真正成功之处还是在于那个充满人情美、伦理美、道德美的动人故事,而导演用力阐发的“深刻”内涵,却难以给人以真正完满的艺术感染和审美享受 [13](中南大学教授钟友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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