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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

晚清(1840年1912年),是清朝统治的晚期,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启了晚清时期,清朝统治力量开始衰落,西方列强迫使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武力获得在华利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清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晚清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进一步深化,封建统治者赖以统治的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同时伴随着列强在华设厂和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清朝统治之下的各阶级开始了反抗和探索,农民阶级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严重打击了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势力。同时,晚清时期的文化可发生了转变,开始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向西方学习的一步步探索。

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洋务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瓜分中国。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的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近300年江山气数殆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朝统治迅速崩溃,次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清政府自1644年入关以来268年的统治。

鸦片贸易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市场。但英货在中国市场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2]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 [3] 。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4]

战争爆发

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贸易的弊端,派林则徐到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5]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懿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7月5日,英军开始进攻战略要地定海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7月6日,定海沦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开始动摇。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10月,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6]

道光帝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但义律先下手为强,于1841年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靖远炮台将士奋力抵抗,但仍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名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发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26日到10月1日,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及四千清军与英军发生战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先后阵亡,清军全军覆没。英军伤亡人数不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6]

战后影响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此后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7]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 [7]

金田起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000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 [8] 。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死,其第四子奕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前期保卫战

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 [9]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 饷无款可筹” [10] ,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

战争的爆发与《天津条约》

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0月8日),英国在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借口西林教案,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咸丰七年(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美国公使列卫廉也陆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首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战事再起与《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咸丰九年(1859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口。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

咸丰十年(1860)初,英法两国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之战溃败。初八日(22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0多年的圆明园。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首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1]

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为保护儒家文化,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 [6]

中俄不平等条约

正在清朝内忧外患之际,沙俄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咸丰八年(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地区,约达六十万平方公里。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合计四十万平方公里。1860年到1864年间,中俄《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地区,共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1865年,由于中亚浩罕国派阿古柏侵入新疆,俄国也参与其中,妄图通过阿古柏,吞并整个新疆。这时清廷派左宗棠全力以赴收复新疆。最后只剩下伊犁时,1881年中俄通过《改订条约》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中国西北约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索取五千万两白银赔款收回伊犁。

从1858年到1881年间,清朝总共被沙俄割占的国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丧失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6]

北京祺祥政变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 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便是“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12]

奕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 [13]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 [14]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出于政治需要,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12]

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捻军,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 [6]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6]

边疆地区新危机

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000余人侵略台湾。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以赔偿白银50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15]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15]

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面对同时发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发生塞防、海防的争论。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 [16]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 [17] 。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清军进入新疆,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四年(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中法战争

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光绪九年(1883),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 [18] 。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发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19]

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发动进攻,强行登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年近70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 [20] 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李熙恐慌,向北京告急。四月,直隶提督叶志超奉令率军驰赴朝鲜,清军登陆驻屯于牙山,并按《中日天津条约》之规定电告日本。东学党乱兵闻中日军队已至,不战而溃。五月,袁世凯以东学党溃散、叛乱已平,要求日本同时从朝鲜撤兵。但日政府反要求中日两国留兵,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清廷所拒。北洋大臣李鸿章发觉事态不妙,急调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昆率军火速由大东沟登陆,进驻平壤;另调北洋陆军十余营分梯次渡海驰援朝鲜。

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丰岛悍然偷袭清军运兵船,挑起甲午战争。至8月1日清朝政府对日宣战和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战争分陆战与海战双向进行,陆战主要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是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海军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战场位于辽东半岛,以陆战为主。9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其他清军各部不战而逃,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于虎山。26日,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同日日军在庄河花园口登陆,10月9日,攻占金州,10日陷大连湾,至此清军在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12月24日,镇远退入威海卫时触礁,经抢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战,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岸炮台。营官周家恩阵亡,炮台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城,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刘步蟾生吞鸦片自杀。11日,丁汝昌自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在英国籍海军军事顾问建议下,由最年轻管带、日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长萨镇冰向伊东中将献降,济远,广丙,镇中等10舰为日军所俘。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随后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着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北线日军在海军配合下,一路攻陷凤凰、海城、营口、田庄台,提督宋庆扬言再战不降,被制止。清廷求和心切,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1895年4月17日,清日签定《日清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主词条:戊戌变法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清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6]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加强了改革的决心。

5月29日,恭亲王奕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各自仅见过光绪一次。改革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期后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出中国,许多维新人士被追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太后重新当政 [6]

主词条: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原为山东省一些学习神打的拳民组织,初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基督教会;后在各国压力下,清廷改派袁世凯入鲁取缔,义和团乃转移至顺天府、涿州等地,京师亦渐有拳民活动。

当时,慈禧太后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欲借助义和团之力排外;她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刚毅回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在部分朝廷亲贵支持下,义和拳开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大举进京勤王,到处杀害外国人及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并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义、日六国从天津派水兵及海军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北京。6月11日,西摩尔率领之联军二千余人,从大沽出发,经天津向北京推进。团民拆毁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又设下埋伏,在廊坊和杨村之间包围联军。数千团民及二千名清军(聂士成指挥之武卫前军)在廊坊袭击联军,联军死伤近四百人,只得就地防守。清廷将此役称为“廊坊大捷”。

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西安;在西安,太后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召庆亲王奕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与联军议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清。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清国。此后联军陆续增兵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攻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甚至进入山西境内。同时,俄国单独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分六路进占南满洲。 [6]

主词条:立宪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朝于八国联军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6]

主词条:辛亥革命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值夜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要造反吗?”,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背后开枪,击毙了陶启胜,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了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

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1912年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清朝自1644年开始入主中原,统治了中国长达268年,终于在1912年宣统退位,清王朝彻底结束,国祚296年,标志着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6]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 [23]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1] [24]

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 [25]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发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25]

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0个企业 [26]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 [27]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

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贵州苗、侗、布依、水、汉、彝、瑶、回、仡佬等族居住的地区先后爆发的反抗斗争。1854-1858年(咸丰四至八年),有30余支起义军在贵州崛起,其中张秀眉为首的苗族起义军、姜映芳为首的侗族起义军、潘新简为首的水族起义军等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他们配合作战,曾攻下黔东南的一些城镇,坚持斗争达十八年之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集结湘、川、滇、桂、黔五省兵力镇压,各路义军坚持斗争。1868年(同治七年)清廷以精锐部队围剿黔东南苗、侗起义军,起义军曾获两次大捷。但因各路义军先后失败,根据地失守,1872年起义失败。

甘陕回民起义

赫明堂即与甘肃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造反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叛乱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叛乱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叛乱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在清军节节进逼下,叛乱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叛乱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叛乱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族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清朝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巩金瓯》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1852年12月,曾国藩就任湖南“团练大臣”,他整合了境内各支地方武装,组成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地方部队的核心。当1860年5月作为清军主力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湘军的重要性逐渐提高。清政府于1860年6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下游的军事作战。同年,他的门生李鸿章受命于安徽淮河一带编练军队,1862年,这支被称之为淮军的部队正式投入战斗。

除湘军和淮军外,外国力量也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除组建中外混合部队如常胜军外,英法军队亦参加了一些战斗。而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失,战局得以扭转。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城破。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结束 [29]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为其湘军建立了附属的内河水师(1853年,咸丰三年),至1864年(同治三年),在曾国藩建议下,清廷成立“长江经制水师”,制提督一人。长江沿岸各地水师得以统一。

直到洋务运动时,在地方疆臣的推动下,才开始有新建海军的动作。1866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在南京下水。到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中止了其造船计划。于是李鸿章等官员便着手从国外买船。为人所熟知的定远、镇远两战舰即为外国制造(1880年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至1882年清王朝拥有约50艘西式战舰,其中半数为自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后来又有张之洞的水陆师学堂,曾国荃的南洋水师学堂。

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海军衙门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新式海军的统一。洋务运动中最终建立了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水师,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

对待英法

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被打败,签订了割地、赔款、通商、丧失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协定等,但清政府的统治者并不认输,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华所取得的特权与地位并不心服,对于条约的束缚及其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总之,天朝上国、自大主义碰了钉子,但并未放弃。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有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研究,但统治阶级中大多数是不知道而且有的是不愿知道的,仍然顽固地坚持天朝上国那一套。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合进犯北京后,清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有了改变。过去把英、法、美等国视为夷狄野蛮如禽兽一般,现在却认为他们不是心腹之患,并可以进一步联络,结为盟友,共同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过去把签订条约视为临时安抚换取撤退洋兵之计,现在要“执行条约”,以信取人;过去对于西方的武器军火、轮船机械是一方面深恶庸绝;过去关于洋人案件,只在广州通过总督巡抚等办理,现在则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亲王大臣主管外事并与公使们接触会谈。

自1860年到1884年中法战争时,清政府推行“执行条约”、“保全和局”的外交政策,保持了近二十多年的“和平”。在这期间,洋务派兴起,差不多与日本明治维新同一时期搞“自强”运动。学习外国变成了依赖外国,结果失败了。同时“执行条约”却使外国的在华特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此期间为外人侵犯中国主权打下了很深的基础,从掌握海关、协定关税、取得领事裁判权、破坏司法独立,到内河航行、设立祖界、干预财政等等,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中法战争后至中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在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和局之后,清政府被迫在越南与法国开战。传统史观认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从过去二十年中所推行的“执行条约”、“保全和局”的政策中尝到了“甜头”,在中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法国内阁垮台出境较为困难的有利形势下,仍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出卖越南、出卖中国利益的条约。这是清政府推行投降外交的真实写照。帝国主义更加认识到了清政府软弱可欺实质。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忽略了清军在陆地上已经是强弩之末,同时台湾也已经快要守不住,法国新内阁丝毫不打算向中国示弱这些重要事实。之后十年中中国在与印度相邻的西藏、在缅甸、在帕米尔高原、在澳门都发生了国土被侵占,利益被掠夺之事,尤其是在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较量中,也被打得惨败,尽失“大国”尊严,李鸿章的地位也因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受到严重削弱,执行条约的投降主义派走进了死胡同。

对待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至八国联军战争时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更深地被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国际资本主义者利用在中国的特权,掠夺廉价而丰富的原科、剥削中国劳动力,免去一切税收,霸占中国市场,把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家庭副业逼上破产的道路,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清政府统治者被日本打败非常不甘心,全国人民中的有识之士也奋勇起来,要求变革。清政府这时在外交上重大行动就是联俄反日。但是帝俄并不是一个要与中国结盟的对象,联俄恰恰是“引狼入室”,遗害无穷。

庚子夷乱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至辛亥革命时期。1900年后,清政府的当权派慈禧太后及其追随者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只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有求必应,已从盲目排外变为投降主义者,实际成为各国在中国维护其特权的代理人。列强甚至撇开清政府自行协议分割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各帝国主义关于中国铁路建筑权的争夺与私分,日俄几次关于东北、蒙古的分割,英俄关于西藏等的私自协议等等,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瓜分。这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培养自己的势力,也为后来军阀割据的局面铺设了道路。清政府己离分崩离析的日子不远了。严格的来说,这段期间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外交了,更谈不上什么军事外交了。

条约名称

中方签约人

失地

赔款

时间

中英广州和约

余保纯

六百七十万两

1841年5月27日

中英 南京条约

耆英,伊里布

香港岛

二千一百万圆

1842年8月29日

中英 南京条约补充条款

耆英

六百七十万两

1843年7月22日

中美望厦条约

耆英

1844年7月3日

中英虎门条约

耆英

1844年10月24日

中法黄埔条约

耆英

1844年10月24日

中俄瑷珲条约

奕山

60万平方公里(黑龙江以北)

1858年5月28日

中俄天津条约

桂良,花沙纳

1858年6月13日

中美 天津条约

桂良,花沙纳

1858年6月18日

中英 天津条约

桂良,花沙纳

四百万两

1858年6月26日

中法 天津条约

桂良,花沙纳

二百万两

1858年6月27日

中英 天津条约补充

桂良

1858年11月8日

中英北京条约

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

一千叁百万两

1860年10月24日

中法 北京条约

八百万两

1860年10月25日

中俄 北京条约

4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含库页岛)

1860年11月4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明谊

44万平方公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1864年10月7日

中美 增续条约

前美公使蒲安臣

1868年7月28日

中英 新修条约普后章程

1869年10月23日

中日 修好条约

李鸿章

1871年8月13日

中日 北京条约

1874年10月31日

中英烟台条约

李鸿章

二十万两

1876年9月13日

中俄里瓦几亚条约

崇厚

1879年10月2日

中俄伊犁条约

曾纪泽

7万平方公里

九百万卢布

1881年2月24日

中法 会议简明条款

李鸿章

1884年11月5日

中日 天津条约

李鸿章

1885年4月18日

中法新约

李鸿章

1885年6月9日

中英 烟台条约 续增条约

桂良

1885年6月9日

中葡 北京条约

1887年12月1日

中英 印藏条约

升泰

1890年3月17日

中美 华工条约

杨儒

1894年3月7日

中日 马关条约

李鸿章

3。6万平方公里(台湾及澎湖列岛)

二亿两

1895年4月7日

中日 辽南条约

李鸿章

赎回辽东半岛

叁千万两

1895年11月8日

中俄密约

李鸿章

1896年6月3日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李鸿章

1896年6月3日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李鸿章

新界(租借九十九年)

1898年6月9日

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

李鸿章

十亿两,实际赔付约60%

1901年9月7日

中英 续订藏印条约

唐绍仪

1904年7月9日

中日满州善后条约

奕、瞿鸿、袁世凯

1905年12月22日

中俄满洲里界约

宋小濂

1400平方公里(额尔古纳河北部)

1911年12月20日

清朝末年,由于封建礼教的衰微和欧美科学的澎湃东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兴起。淮安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如江北师范学堂、江北农林学堂、淮安府中学堂等等,都是清末创办的。而且教育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注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第一个翻译出版法国资产价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的张相文,在清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出任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使清江浦一度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最早阵地之一。在反对封建礼教、解放妇女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清江的知识妇女唐治英、唐治平、李芄等就组织了“天足会”,为谋求妇女解放而呼号。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还在驻清江浦的新军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淮安各地响应辛亥武昌起义,迅速实现光复打下了思想基础 [30]

道光[1821年~1850年]30年。1840年晚清时期开始。

咸丰[1851年~1861年]11年。

同治1862年~1874年]13年。

光绪[1875年~1908年]34年。

宣统[1909年~1912年]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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