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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史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陈寿的《三国志》即: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东汉】班固的《汉书》

【南朝 宋】范晔的《后汉书》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著,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2]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以个人力量编写纵贯中国整个上古时代的通史,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司马迁赋予了种种悲剧英雄人格力量,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尽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人哀肠。这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整部《史记》,帝王将相无数,英雄豪杰无数,鸿儒硕学无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唯有孔子与屈原,司马迁欣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屈原的遭遇,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其恢宏之辞章,也为司马迁所向往,融入历史的写作中,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 [2]

司马迁着《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又称前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着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着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着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着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中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中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中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中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一直流传,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著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纪”、“传”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类传”,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3]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干兴元年(1022年),由于孙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 [3]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着《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乃范晔请谢俨代作,稿虽完成,但谢俨恐范晔之祸及于己身,匆忙将志稿毁掉 [4] ,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 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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