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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

博古(1907年5月14日-1946年4月8日),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无锡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博古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推行过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后期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等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1]

博古(此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的书香世家。 [2]

1924年至1926年在家乡江苏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古在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6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

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1年9月-1935年1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秦邦宪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1939年1月7日,博古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1940年底返回延安,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1年后,博古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四开四版,1942年12月1日创刊,这是最早创办的《参考消息》)。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博古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泽东旗帜”的。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1944年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

1945年6月,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译有《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等,为在全党范围内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作了重要贡献。

博古少年时家境清贫。其父不得不将城中耆英里的祖遗老宅卖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宁路一百十二号)居住。秦宅宽敞,始建于清光绪末年。秦邦宪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进三间平屋,面积为八十九平方米,石库墙门后背装饰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经济更加困难。秦邦宪和弟邦礼、妹邦范,在母亲朱氏抚育下生活、读书。

儿子:秦刚、秦铁

女儿:秦摩亚、秦新华

1931年,博古24岁时,在上海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这时党中央遭到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这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1931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担任这个职务是临危受命,服从分配,并且合法的。延安整风时,我们副刊部的同志曾向博古请问过这一情况。博古说,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10月21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以上见《毛泽东年谱》)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4人未经中委选举,但五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有时也称书记)的名单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并有所增减的,手续不完备,但合法。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这就是博古负总责的时期,这时期犯过路线错误。博古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检讨说:“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初步检讨,承认五次反“围剿”失败,撤出中央苏区,不能不开始长征。服从多数而错失其间,1933年冬福建省发生了抗日反蒋的事变,博古不赞成与福建合作,导致十九路军被镇压,第五次反围剿错失良机,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博古负总责时犯过路线错误,但在任用干部上做过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书长是由邓颖超担任的,她患肺结核辞职,12月18日后,改由邓小平接任,邓小平以此职务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夏邓小平到部队,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改由刘英接任,这是许多相关的人都证实了的。  其实,博古参加四次反“围剿”已经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他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见《红色中华》第99期,1933年8月4日)

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常委再进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

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书记博古又让出许多权力。现在一般书籍上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地位,是仅指思想上说的,是阶段性的说法,没有组织决定。

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遵义会议文献》中,“关于洛甫(作者注:即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的记载“是1935年2月5日前后”,“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具体地说,这个鸡鸣三省的宿营地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我怎么能说出宿营的村名呢,是请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礼的儿子秦福铨的,他是听父亲和潘汉年说的。

此具体情况是2月5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量,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工作。当天下午,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他们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我找不到具体的确切的张闻天代替博古的文件档案,这情况也是向秦福铨请教得来的。  谈话最后周恩来将洛甫起草的,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与王稼祥都看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博古。博古说我看完就还给你,你叫潘汉年到我处来一下。

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读物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与博古约定的联络员。博古向潘汉年谈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博古又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与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你俩分开走,不管谁先到,报告以你为主,陈云补充。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与陈云赴莫斯科,9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张闻天上台也符合组织手续。

1946年,博古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博古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1]

博古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博古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中心崇宁路上,原为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故居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宪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03年启动故居修复,2004年底竣工,总投资1100万元。杨尚昆题写了“秦邦宪故居”匾额,薄一波题写了《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名。

在秦邦宪故居修复开放的同日,《秦邦宪生平事迹陈列》展和观众见面。展览共分“勤奋读书立志报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临危受命历尽艰难”、“统战工作呕心沥血”、“新闻事业辉煌新篇”、“鞠躬尽瘁名垂千古”6个部分,展出亲属等捐献的秦邦宪生前使用过的辞典、书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宪编译的书籍原版等一批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200余件。开放后的秦邦宪故居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纪念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参观地,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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