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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寿祺

慕寿祺,字子介,号少堂,是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古城山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实清朝光绪举人,历任宁夏固原学政、西宁教渝、宁灵厅教授达30年之久,熟习教育,精通经史。其兄寿,清朝宣统拔贡,陕西补用州同。

寿祺天性聪敏,自幼好学,从小随父读书,学经史,读《文选》,练笔习文。13岁(1887年)泾州应童试,答卷出语不凡,督考、甘肃学政蔡燕生(蔡金台)在其卷首亲笔点批:“甘之俊人也,必速飞矣!”即拔为诸生第一,选入兰州求古书院深造。在院读书认真,一丝不苟,纵览之时,必正错校字,尤喜读《史记》、’《汉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举人。初以盐大使签分四川,光绪三十三年由劳绩保知县,分发山西。宣统二年,任兰州地方审判厅刑厅推事,次年考取最优等法官。民国五年,保免试类仍以知县留山西补用,十一年保准简任职,以厅道用国务院存记并给三等嘉禾章。 [1]

甘肃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是寿祺荐卷房师,深知弟子经学湛深,历史娴熟,于1904年聘为该学堂历史主任教员兼经学分教,直到1908年(宣统二年)。他在任教时,善用自己研究经史的心得体会,深入浅出教授与人,深得学生们欢迎,说寿祺先生讲书“说得铿锵,时有新义,尤熟于中外历史,抵掌谈成败如亲见之”。还编写《周易简义》供学生阅读,以增强其思考能力。

清末,甘肃全境出现创办学堂热潮,但缺乏办学经验及教育知识,以致管理跟不上,质量提不高。寿祺先生受省当局委派,于1907年赴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考察学务。他每到一处,拜访名流,悉心学习,仔细研究,条陈调查录八卷,供教育界办学参考,对推动当时全省教育事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先生东南之行,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世界列强的霸道横行,反清浪潮的风起云涌,从而萌发了革命之志。经张掖举人、安徽候补州同王之佐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5月,国民党中央本部派周之翰来甘,会同慕寿祺、王之佐、王国柱、王辅政诸人办理党务,分途赴平凉、宁夏、秦州、巩昌、西宁、凉州、肃州等地,宣传国民党宗旨,组织各分部办事处,筹备选举事宜。11月28日,在左公祠行开幕典礼,各界来宾及总部党员千余人,举慕寿祺为临时主席,主持选举会议。大会选举地方实力派马安良为支部长,周之翰为副支部长,王之佐为正评议长,慕寿祺为副评议长。故寿祺先生有“甘肃国民党领袖”之称。

清朝覆没,民国继立,慕寿祺随任甘肃临时省议会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甘肃民政长署秘书长,五年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七年任甘肃援川军参谋长,继任西北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甘肃督军署秘书长,十年任省政府第三科科长兼咨议,十三年由第二届省议长补参议院议员,十四年任参政院参政(由省议长资格列席参政院)、善后会议代表,十八年任通志局副总纂,后任省政府顾问等职。

寿祺为官清廉公正,不畏强御,弹劾贪官污吏。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镇原县县长周民逸伪造账目,贪污公款2700多银元,他得知后,即与县民李世栋多次向省府举告,经查清后将周撤职查办。寿祺先生一生最喜以文会友,常与有识之士往来,爱字善写,联诗对句,畅谈古今,评说中外,苦读经史,著书立说。以他主笔,与焦国理等《重修镇原县志》共20卷,比较客观完整地记载了镇原民国以前的历史。他还著有:《甘宁青史略》(40卷)、《经学概论》讲义、《小说考证》、《十三经要略》、《求是斋集句诗抄》、《求是斋丛稿》、《西北道路志》、《歌谣汇选》、《陇上同名录》等29部之多。他在甘肃有“学富五车,才储八斗”之赞,且家中藏书甚多,1952年其家属向甘肃省人民政府捐赠各种图书数万册。

寿祺先生l935年被甘肃学院邓春膏院长聘为文史系教授。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在讲音韵学时,采取随问随答形式,“探其来源,别题韪非,穷古韵纽之流变”,在活跃的气氛中解答了学生的疑难问题。后将其整理为《音韵学源流考》刊行。在任吏治研究所教务兼教师时,参阅古今中外学者关于议官理事的著作,编写出《行政类讲义》,分治本、爱国、立宪、兴学校、览志书、阅乡土志等章节,阐述造就循吏及其如何施政等问题。

寿祺先生不仅热衷教育,更关心时政,志存改革。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慕寿祺、王之佐、邓绍元、水楚琴(梓)、聂景阳(守仁)等28人,在甘肃法政学堂集会,形成三条决议:1、选代表四人,竭见长庚,要求宣布共和;2、停止攻陕;3、采取民国年号,西历纪年。三月十五日,甘肃通电共和,慕寿祺、王之佐、邓绍元等迎来临洮李镜清主持省务,成立临时省议会,推举李镜清为议长,刘尔、张林炎为副议长,慕寿祺、邓绍元、王之佐等36人为议员。初夏,寿祺与邓绍元先生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为宗旨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倡设阅报社,开创全省阅览室之先河。他们捐资邮购京、津、沪、汉、穗等地出版的各种民立报章杂志,陈列其中,供人阅读,同时传播同盟会《民报》、《革命军》等读物。那些载有新文化、新知识的读物如清风吹进封闭的兰州城,唤醒了金城人们的民族意识。阅报室实际上成了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的舆论阵地。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兰州,当局立即封闭了阅报社。l 2月,陕甘总督长庚召集省城各界人士,借口讨论承认共和或力图恢复帝制的问题,窥测人心。慕寿祺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并致书咨议局,说“昨日会议席上鄙人主张民主,仓卒中意犹未尽,兹将共和应赞成之理由为我议长缕晰”,提出实行共和政体之六条理由,认为目前形势下实行共和,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说:“此事关系重大,非等闲寻常事件,可以迎合上意也。就大势所趋而论,宜认改建共和政体,与东南各省合而为一,俾他日新历史中为陇上放一线光明,虽未奏光复之功,实已明改革之理,使后世羲轩桑梓亦有人焉。”民国元年,先生在兰州组织国民党党部,为共和党所忌,二年10月,北平政府追取同盟会会员证书、徽章,四年元月解京,交军警执法处审讯,卒以人甚和平,宣告无罪。

先生前后从教30余年,为国育才,硕果累累,被誉为“教育大家”。他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其一,认为教育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他说,当今天下,科学昌明,天演竞争,是“一战争之天下也”。因而,“以兵战不如以商战,以商战不如以学战。学务不发达,教育不改良,欲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有以知其必不能矣。”其二,认为发展教育之先决条件是办好师范教育。他说,兴学lO多年来收效甚微,“其弊由于立学之初,本末倒置”,“未尽予储师范人才”。从而倡导切实办好师范,培养大量合格师资,以救时弊。其三,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抓紧小学基础教育。他说,各类教育虽然层次高下不同,“而程度则必由小学校循序而升”。.因而,小学教育是基础,且小学生可塑性强,是进行爱国自强教育的最佳时期,并能使之“胶固于心胸,至深且远也。”他举例说:”日俄之战,俄蹶日兴,日本俱归功小学教育。”进而疾呼:“若以国家为前提,必自振小学始。”同时,针对忽视幼儿教育的状况,提出:“皆设幼稚园以立小学基础”的主张。为调动各方面兴学重教的积极性,他编撰《劝学歌》一首,指出男女老幼皆须学、避免晚境“饥寒”的道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寿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其思想成为省城兰州知名人士的代表。他说:“共产学说创自马克思,继之以列宁,逐哄动全球。后二十余年,共党全部来甘,所至之处不妄杀人,已而改称红军,其宗旨以联络中国国民党及各界一致抗日。”称“国共合作”为“秦越一家,同心救国”。中共驻兰州办事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陈述了此事。1939年1月,茅盾率领一支文艺队伍赴新疆,在兰州停留期间,作了《抗战与文艺》的报告,提出了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任务。寿祺先生深得其教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樊大畏及其甘肃文艺界知名人士范振绪、张建等,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杂文、戏剧、诗歌等,一扫甘肃文坛的萧条局面。1945年4月,他主持创办《拓报》,开甘肃小型报纸之先河。这份报纸,“长篇短述,讽刺幽默,趣话逸史,小型综合”,颇受读者欢迎,有力地冲击了青一色的官办报纸,打破了兰州新闻界的沉闷空气。

寿祺先生从政清勤,为人耿直,知识渊博,学而不厌。卸职以后仍坚持练笔著文,撰著《求是斋集语》一书,记录了大量史料杂文。1947年2月,病故于兰州,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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