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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江宁条约”、“万年和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约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1]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国:(1)割让香港岛;(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 [2] 此外,也规定双方官吏平等往来、释放对方军民以及英国撤军等事宜。

1843年7月22日、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又先后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和细则, [3] 将协定关税和租界制度予以落实,并使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益。 [4]

《南京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主权,便利了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并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吏治腐败;在经济上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并且重农抑商;在对外贸易上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方国家仅开放广州口岸(一口通商),并且设置“公行”(即所谓“广州十三行”)专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宜。而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建立所谓“日不落帝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经过工业革命后,英国更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急于开拓市场和获取更多工业原料。同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更采取了鸦片贸易的手段。

主词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于1841年1月7日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又于1月26日攻占香港。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月27日下令对英宣战,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

然而,英方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并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 [4]

1842年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英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1842年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首先到达,派其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双方共在静海寺内议约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8月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许。

谈判过程中,耆英等人屈从英方要求,没有进行反驳。关于鸦片问题,璞鼎查曾劝说中方代表,由中国停止禁烟政策,并可对进口鸦片征税。对此,黄恩彤提出日后再议。这是因为,黄恩彤、耆英等预料到道光帝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置之不问。

从开始议约到正式签约前,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邀请登舰,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然而英军在此期间仍未停止抢劫行为,引发了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战靖江保卫战。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康华丽号”(又译“皋华丽”、“汉华丽”,Gornwallis)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国人译成。 [4] 中英《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

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银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银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银元。

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与英国商定;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7]

中英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1842年9月道光帝批准签订后的条约,但认为仍有需要斟酌之处。经耆英与璞鼎查互换照会,阐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为偿还,同时英方承诺不会庇匿“奸民”;尤其是约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诉,“英人归英人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 [4] 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害。

1843年6月26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举行《南京条约》换文仪式。 [8]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 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
  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圆;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圆;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共银五百万圆;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共银四百万圆;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圆。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圆,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圆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9-10]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对英方而言相关约定尚不够具体,不能完全满足其商务和政治的需要,对中方而言,则顾虑日后双方接触更为广泛和深入,如无明确章程,难免再生事端。为此,中英继续交涉,商定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应的细则。

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这些附件条约,英国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许多特权。 [4]

1843年6月26日,《南京条约》换文当日,璞鼎查在港督府宣读《英王制诰》(又称“香港宪章”、“英皇制诰”,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并公布有关建立港英政府的英王特许令,宣誓就任第一任香港总督,还下令以女王的名字将港岛北部新市区命名为“维多利亚城”。 [8]

1843年至1844年,五个条约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相继开埠。 [4]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约签订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条约签订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从此中国开始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依据革命史观,《南京条约》还引发了如下变化:(1)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丧失主权

《南京条约》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其后续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中,英国人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中外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管理)、划定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这些条约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关税主权、贸易主权、司法主权达百年之久,也便利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进一步对华侵略。

当时清朝政府轻易的放弃这些主权,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不了解国际法,并不认识这些条款损害国家主权的严重性,反以为有许多便利,不失为一种较公道的解决办法。如认为划定租界,可便于防范外人,对中国人的扰乱可以较少;而协定关税使得中国税收实际上比较以往还有所增加,得到了实利。

清廷危机

《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日渐激化。巨额赔款除直接构成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外,也间接加重人民负担,激起民众反抗,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落。

五口通商

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务并不繁盛。只有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多为广东人或宁波人)蜂拥而至,开设洋行。1853年起,上海开始压倒广州,成为全国最大贸易港口。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至于割让的香港,本为海盗出没的荒岛渔村。英国人在此凿山填海,大事兴建,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一度还是鸦片和苦力的集散地。

从总体上看,开放五口使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物,包括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造成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协定关税

协定关税,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它只规定英商对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中国要同英方商量,而未规定中国对英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英方须同中国商量。其结果便形成了中国单方面的减让关税税率。因此,这是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这也是一项影响极深远的经济侵略措施,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有利条件。自此,中国长期不能自行调整关税税率,海关不能真正起保护本国工商业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用之以倾销洋货和掠夺中国原料出口的工具。这种情况,有利于西方国家倾销商品,也使得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

赔偿巨款

清政府对应各项赔款合计2100万元,为此清政府加强了对人民的压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同时也开创了侵略者对中国勒索赔款的恶例。从英国方面来看,赔款则有利于其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鸦片战争时,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翻译圣经,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接办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与此同时,《南京条约》使爱国进步人士开始改变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清朝对外关系处置不善,加上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威严重受损,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清廷之国力及军事科技方面弱点尽露,引发外国侵略,剥夺之野心。南京条约之后,各国亦纷纷援例要求订约,向中国提出种种剥削性的要求,不平等条约遂不断出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十八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条约内容可归纳为五条:美国享有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美国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扩大领事裁判权。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法国代表拉萼尼在广州黄埔的法国战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条约内容可归纳为二条:法国享有英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法国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南京条约》的原始文本,一份保留于英国,一份在清亡后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后几经辗转,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1] 2011年-2012年,该博物院曾举办“百年传承 走出活路”展览,展出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八十八件近代条约。 [12] 此外,《南京条约》的这一文本也经过了扫描,在互联网上对公众开放。(见 [13]

在南京条约签署地静海寺,建有《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保存有包括英国女皇颁发给来华作战士兵的银质勋章在内的相关文物,并陈列有复原的《南京条约》议约场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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