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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万年和约” [1] 、“白门条约” [2] 、“江宁条约” [3]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约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4]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国:(1)割让香港岛;(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 [5] 此外,也规定双方官吏平等往来、释放对方军民以及英国撤军等事宜。 [6]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2日、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又先后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和细则, [7] 将协定关税和租界制度予以落实,并使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益。 [8]

《南京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主权,便利了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并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满清王朝已处于衰乱中。 [8] 各民族、各阶层间(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白莲教、天地会先后起事。在政治上,清廷仍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官场的金科玉律 [10] ,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财政支绌。 [11] 在经济上,一方面,人地矛盾突出, [8] 土地兼并剧烈,农民破产、流亡; [12]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处于缓慢发展中, [13] 而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着的自然经济,仍有力地抵抗着西方工业品的输入。 [11] 在对外贸易和交往上,乾隆年间对西方国家仅开放广州作为沿海通商口岸(一口通商) [14-16] ,清政府还几度设置“公行”(即所谓“广州十三行”)专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同时,中外民事(例如“商欠”)、刑事纠纷层出不穷,争端扩大。 [8]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逐渐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制、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 [17] 责任内阁制。 [18] 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批的新企业、雄厚的资金、广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强国,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工业革命。 [19] 对外,急于开拓更大市场和获取更多工业原料的英国进一步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1824年(道光四年)侵占了东方重要战略据点新加坡、侵入缅甸,1838年(道光十八年)威胁伊朗订立不平等条约,1839年(道光十九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等等。 [20]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更采取了鸦片贸易的手段。 [21]

围绕外交和贸易问题,中英双方也有过若干接触,然而无论是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访清,还是鸦片战争前夕律劳卑与卢坤、义律与邓廷桢的交涉,都因种种原因而没能取得成果。 [8]

主词条:鸦片战争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岛。 [8]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 [23] 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然而,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尽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 [8]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8]

英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首先到达,派其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双方共在静海寺内议约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处议和。8月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许。

谈判过程中,耆英等人屈从英方要求,没有进行反驳。关于鸦片问题,璞鼎查曾劝说中方代表,由中国停止禁烟政策,并可对进口鸦片征税。对此,黄恩彤提出日后再议。这是因为,黄恩彤、耆英等预料到道光帝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置之不问。

从开始议约到正式签约前,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邀请登舰,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 [8] 然而英军在此期间仍未停止抢劫行为,引发了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战靖江保卫战。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康华丽号”(又译“皋华丽”、“汉华丽”,Gornwallis)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国人译成。 [8] 同年9月,道光帝批准签订后的条约,但认为仍有需要斟酌之处。经耆英与璞鼎查互换照会,阐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为偿还,同时英方承诺不会庇匿“奸民”;尤其是约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诉,“英人归英人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 [8]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举行《南京条约》换约仪式。 [25]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 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圆;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圆;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共银五百万圆;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共银四百万圆;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圆。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26-27]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对英方而言相关约定尚不够具体,不能完全满足其商务和政治的需要;对中方而言,则顾虑日后双方接触更为广泛和深入,如无明确章程,难免再生事端。 [8] 尤其是按西方标准制定的通商条款,对不了解西方商业制度、而又仍持天朝观念的清政府来说难以执行。 [28] 为此,中英继续交涉,商定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应的细则。 [8]

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这些附件条约,英国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许多特权。 [8]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换文当日,璞鼎查在港督府宣读《英王制诰》(又称“香港宪章”、“英皇制诰”,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并公布有关建立港英政府的英王特许令,宣誓就任第一任香港总督,还下令以女王的名字将港岛北部新市区命名为“维多利亚城”。 [25]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7日,广州口岸恢复贸易;11月2日,厦门开埠;11月8日,英国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11月17日开市。关于宁波,经浙江省方面催促,英国领事罗伯聃(T.Robert)于12月19日抵达,商定于1844年1月1日开市。至于福州,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30日方才抵达,此后不久便实际发生中外商贸往来,但闽浙总督刘韵珂对福州开市加以抵制,并未正式宣布开市。 [29]

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条约内容可归纳为:美国享有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美国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扩大领事裁判权。

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法国代表拉萼尼在广州黄埔的法国战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条约内容可归纳为:法国享有英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法国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8]

西方列强利用《南京条约》的附约《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1849年(二十九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30]

《南京条约》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与作为 附约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产生重大历史影响。

从社会性质上看,《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上,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30] 依据革命史观,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也发生变化,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30]

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将其军事侵略的结果确定下来。而《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赋予的各项特权,有利于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便利了其对华政治控制、文化渗透。 [31]

丧失主权

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英国人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划定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这些条约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关税主权、贸易主权、司法主权达百年之久,也便利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进一步对华侵略。其中,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地最惠国待遇更被认为是“束缚半殖民地国家的三条重要链锁”,而对中国来说,它们都是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首先确定下来的。 [11]

中国若干权益的丧失,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的强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主动奉送。 [32] 诸如划定租界、协定关税、 [33] 确立领事裁判权等等, [34] 都体现出这一点。

清廷危机

《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清政府大力搜刮,以弥补因鸦片战争和赔款而带来的财政亏空,连下“筹划经费”、“开捐输”、“裁浮费归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垦隐赋,勒限照例升科”等一大串的搜刮命令。 [35] 巨额军费和赔款除直接构成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外,也间接加重人民负担,激起民众反抗,激化了阶级矛盾。 [11] 另一方面,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也加速了清廷的腐化。 [35] 总之,《南京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11]

法律演化

《南京条约》也对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产生影响。一方面,《南京条约》使得中国在外贸管理制度上仿行西法或与西方接轨。 [36] 另一方面,清廷逐渐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危害,而西方为维系该制度,除混淆“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的概念外,还以中国法律严苛落后为借口。 [37] 为此,清廷被迫向西方法律制度靠拢,由此引发清末修律的改革。 [38-39]

此外,随着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适用于香港,使香港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普通法系色彩。 [40]
  

中外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口货物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输华棉纱计621万磅,较战前加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输华棉布达1.12亿码,为战前的5倍,同年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达170多万英镑,而战前为每年70万英镑左右。然而,在中国自然经济(也包括中国国内商品生产 [41] )的顽强抵抗下,进口货物积压严重。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量显著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才重新回升。在普通商品贸易方面,中国也仍占有顺差地位。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继续把鸦片作为主要的经济掠夺手段。中国鸦片进口量从19世纪40年代的每年四万多箱,增长为19世纪50年代的每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银元三四亿。

出口方面,中国茶、丝出口几乎呈直线增长趋势。茶叶年出口量,在19世纪30年代为5000万磅强,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咸丰元年)将近1亿磅。丝的年出口量,战前为1.2万包,19世纪40年代后期约2万包,1852年(咸丰二年)为3.2万包,1853年(咸丰三年)为6.4万包。 [42]

国内生产

进口货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的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落。 [42] 在厦门港、广州港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概括而言,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也仍对洋货起着抵制作用。 [41]

另一方面,中国的丝、茶生产随着出口的激增而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靠的基础。由于贸易受到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为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靠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外贸价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产者所受的剥削。 [11]

经济侵略

协定关税,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 [43] 根据《南京条约》的附约的规定,中国海关征收的主要进出口税率均有所降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更发展为“值百抽五”。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44]

此外,在英军直接掠夺、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及洋货进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使得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两白银兑换的制钱超过两千文。 [45] 这对于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都有不利影响,也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尤其是严重影响农民生计,被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46]

口岸变迁

五口通商后,各口岸发展并不平衡。1853年(咸丰三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外贸中心和商埠。 [29] 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42] 广州也有缓慢发展。厦门、宁波、福州起初发展欠佳,后情况发生变化。至1859年(咸丰九年),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 [48] 60年代,宁波也形成了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基地,呈现出依赖于外国的单一原料供应地的典型图景。 [29]

被割让的香港,鸦片战争前原本人烟稀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华洋杂处,人口激增。 [49] 英国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 [50] 此外,香港也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方便。 [43] 而随着香港的割让,澳门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 [51]

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西方人在华投资设厂,但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已经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道光三十年),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30]

鸦片战争时,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翻译圣经,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接办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与此同时,《南京条约》使爱国进步人士开始改变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鸦片战争后期,清廷原有仿造西方战船的计划,后因《南京条约》签订,该计划被束之高阁。尽管如此,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仍刺激中国人进一步关注海防。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继成书。他在后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西方“长技”在于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 [52-53]

另一方面,英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前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即在香港岛建立军事基地。 [54] 到冷战后期的80年代,英国在海外军事基地收缩的背景下,在香港尚保有6500人的驻军,这也成为英国海外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55]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把中英两国的关系根植于不平等的 基础之上,既成为英国进一步侵华的出发点,又诱发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 [56] 陈旭麓指出,这样就形成一个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的第一组不平等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制度的起点,其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57]

此外,《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汉文本在翻译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为中英两国之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例如,协定关税在英文本中并无明确表述,中文本的“议定”二字被认为可能属于误译;又如,围绕英国人在广州的入城问题,双方各自依据其文本提出自己的主张,引发了长期争执。英方也意识到翻译问题的存在,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遂规定以英文为准。 [58]

耆英、伊里布、牛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59]

爱新觉罗宁: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等所称可救然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并未计贻忧于日后。(评耆英等粗定之条约) [60-61]

董宗远(时任给事中):而臣愚以为果如所请,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 [62]

刘韵珂:①倘该逆退兵之后,或有他国出而效尤,或即英人托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尽服丑类? [63-64] ②今法穷于夷,银尽于夷,虽欲戢兵,其将能乎?然大局既坏,攻补两难,而徒责今日之庸医杀人,则亦未为平允耳。 [64]

李星沅:至局阅江南钞寄合同,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不得为在事者宽矣。 [65]

夏燮:今自通商议行,鸦片禁弛,于是利权操之于外洋,而烟土遂为各行之首业,此岂特漏卮之患而已哉! [64]

曾国藩: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66]

左宗棠:①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 [67] ②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 [68-69]

马士:这些条约(其中第一个条约系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于中国的)所包含的条款并不多于以往三十个月期间中巴麦尊子爵训令历任全权公使所要索的。这些条款综括地建立了几种广泛原则,从那时起,这些条约就奠定了中国与二十多个有共同条约关系的外国之间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评《南京条约》至《黄埔条约》) [70]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 [71] ②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 [63]

蒋廷黻: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的,放弃所不当放弃的。 [33]

郭廷以:①于是所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评《南京条约》附约)②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以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8]

戴逸:总之,《南京条约》是屈辱的、痛心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重枷锁。它开始剥夺中国的主权,它标志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43]

陈旭麓:①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评“平行之礼”)②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评割让香港)③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评五口通商) [57] [72]

茅海建:①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②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评三项经贸条款) [28]

《剑桥中国晚清史》:①其中有些权利是在欧洲国际制度的范围内正常地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就是在中国,过去许多世纪的对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许这样做的,只是没有在条约中详细地规定下来而已。②英国新获得的大部分条约权利把自由贸易的理想应用到了中国沿海 为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活动中实现这些目标,英国人坚持搞许多附加条款,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英国臣民的领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权),而且它是以海军炮舰为后盾的。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就逐渐在中国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 [73]

《南京条约》的原始文本,一份保留于英国,另一份存放于两广总督衙门 [74] ,在清亡后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后几经辗转,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75] 2011年-2012年,该博物院曾举办“百年传承 走出活路”展览,展出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八十八件近代条约。 [76] 此外,《南京条约》的这一文本也经过了扫描,在互联网上对公众开放。(见 [77]

在南京条约签署地静海寺,建有《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保存有包括英国女皇颁发给来华作战士兵的银质勋章在内的相关文物,并陈列有复原的《南京条约》议约场景。 [78]

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派克弄)被命名为南京路,一说是为纪念《南京条约》。 [79] (也有观点认为是因《天津条约》开南京为商埠而命名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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