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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和会

【南北和会】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借口平息张勋复辟事件,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声称民国元年(1912)成立的国会和通过的《约法》,已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悍然解散国会,废除《约法》,要成立新国会,并将总统黎元洪驱逐。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新政府,任大元帅职,开展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断专行。翌年,孙中山因受到桂系军阀的排挤而去职,广州护法军政府变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的政权。南北继续陷入分裂。1919年2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出代表朱启钤,南方军政府主席岑春煊派出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会议,商谈南北和解,是谓南北和会。这次和会因遭到段祺瑞的反对,未能达成协议。

1922年的中国,北方先是第一次直奉大战结束,奉军惨败退回东北。直系掌控北京政权,之后黎元洪被请回代行总统职权,国会重开。可内阁却屡屡难产,或是任命的总理拒绝上任,如伍廷芳、唐绍仪;或是内阁被哄下台,如王宠惠组织的“好人内阁”。北京政坛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南方则是烽烟四起,广东先是北伐军挺进江西,后有陈炯明部兵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尔后又是刘震寰、沈鸿英等组成讨贼军与陈家军在广东激战。四川则是熊克武派与刘湘派之间的军阀内战。广西则为滇军、桂军的拉锯。福建则由徐树铮策划兵变,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逼使李厚基下台。吴佩孚组织讨逆军进逼福建,徐树铮离开福建,制置府垮台。湖南则上演着赵恒惕与谭延的权力角斗。一时间,南北两地战火冲天,政争无穷,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此时的中国依旧是暗云压城。

脆弱的和平

1923年初,风向标似乎为之一变,南北各地的掌权者高谈起了“和平、统一”。

1月4日,张绍曾内阁成立,此次内阁是黎元洪复职后的第一次正式组阁,也是自1917年国会解散以来众、参两院通过的唯一符合法理的内阁,张绍曾因而踌躇满志,希望在他任期内实现全国统一,从而青史留名。

1月8日,他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政党领袖、在野名流在北京举行“国事协商会”,协商和平统一问题。并派出大批代表分赴西南各省联络,还打算让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以表善意。孙中山亦在众参两院通过张内阁案后,于1月3日写信给张绍曾,提到“文自今夏直军将士表示尊重护法以来,认为和平统一时机已至”,表示愿意赞助和平统一,并派徐绍祯居中联络,商议和平统一方法。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在广东取得胜利,先后收复梧州、广州等地,陈炯明部或溃退、或倒戈,陈炯明被迫退据惠州。广东战场上讨贼军的胜利使得北京张绍曾内阁更加重视与孙中山的协商。

1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发表和平统一意见。次日,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提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统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据“化兵为工”原则,裁去全国现有兵额之一半。宣言一经发表,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纷纷通电表示赞成,黎、张二人并准备派代表前往上海与孙中山商讨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法,但因1月26日广州发生江防事变,滇桂军与粤军发生冲突,胡汉民、邹鲁逃往香港而终止出发。不过孙中山在回到广州之后,仍然在2月24日发表通电,重申裁兵统一的主张,并于28日任命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徐谦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

黎、张二人也作出回应,3月27日派丁槐以总统特使名义赴广州慰问孙中山,4月7日又派王宠惠以内阁代表名义南下,与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徐谦等进行和平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提出北京政府撒销闽、粤两省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然而4月16日,沈鸿英在吴佩孚的指使下进攻广州,孙中山命驻沪和谈代表向王宠惠表示强烈抗议,并于4月19日致电上海议和代表,提出北方如欲言和,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这一条件是张绍曾内阁根本不可能答应的,也不敢同意的。因而此次上海南北和会无疾而终。

当黎元洪仍梦想着“和平统一”时,曹锟已等得不耐烦了,欲尽早坐上总统的位子,于是“驱黎”的闹剧上演了。

4月26日,冯玉祥等率军官数十人向张绍曾内阁索饷,张内阁无奈于6月6日宣布总辞职。

6月7日,曹锟又唆使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五百余人前往总统府要求总统发放欠饷,并进一步让冯玉祥等北京驻军军官总辞。黎担心兵变,被迫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避难,途中受直系军阀王承斌的胁迫,黎元洪不得不通电国会宣布辞职。

“驱黎”成功后,曹锟原打算召开国会选举总统,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总统选举无法进行。而全国各地也纷纷通电,声讨直系在“倒阁、驱黎”时采取的种种无耻手段,直系一时名声扫地,狼狈不堪。为减轻来自各方的压力,曹锟希望拉拢国民党、西南诸省实权派和北方奉皖派系,缓和与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于是曹锟放出风声,表示愿与孙中山和谈,通过孙洪伊、杨度与国民党驻沪代表徐谦等人接触,并于7月2日和19日先后致电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倡议,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但孙中山此时已对“曹吴分离”已趋悲观,因而不愿与曹锟有任何瓜葛。

7月4日回信于徐谦,直言:“中国现局堕落,…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从今以后,…再从事于彻底之革命”。

7月9日,致电上海国民党中央会议否认“孙曹携手”,7月12日致电孙洪伊,对于曹锟希望会谈一事持怀疑态度,表示不相信曹有和谈之诚意。这一次的南北接洽又是无功而返。

浅议和会失败之原因

1923年上海南北和会的失败,确实令后人叹息,如果历史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发展呢?那结果……。但历史不存在假设,存在即为合理,我们只能就有限的材料,对当事人所作所为做一些自认为客观的评论。真相究竟是如此吗?恐怕当局者也无法确切了解。

就黎元洪而言,作为直系捧出的总统,对于自己地位的不稳固,恐怕是不言自明的。欲做稳总统宝座,就需势力的均衡,但奉系刚败,与直系关系是势同水火,再说黎作为湖北人,对于北方的事务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作为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副总统一职,又参加过武昌首义的黎元洪,与孙中山、老同盟会员的关系当然要比与奉、直更近一些。因而黎希望南北和会能够成功,将孙派吸收入北京政府,以达到稳固其地位的势力均衡。

张绍曾作为内阁总理,希望南北一统的心情更为迫切些。只有统一,政令才能顺畅,只有统一,才能使其胸中乾坤得以施展。但张对于究竟是黎孙联合,还是孙吴,亦或孙曹联合并不太关心,作为吴佩孚的亲家,他可能更希望是孙吴联合。

吴佩孚作为直系的军事强人,他更喜欢用“武力统一”,但他也明白武力统一的难度,不说西南诸省,单就北方的奉系而言,就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因此他在孙中山寓居上海时,让萧耀南送10万元接济孙中山,并通过王宠惠与孙中山联系商讨合作事宜。但作为一个武人,吴更看重军事实力,而当时孙中山正避难上海,手中无一枪一卒,想必吴当时并不看好孙中山的前景,并且吴在直系中资历并非最老,孙传芳、齐燮元对其也不是很服贴,如与“老帅”曹锟决裂,吴只能号令手中十来万兵力及河南一省,又如何因应奉皖两系的打压呢?何况吴对于孙的三民主义并无兴趣,对于“兵工计划”更是嗤之以鼻,双方的信仰不同、实力不等,合作自是难以进行。

曹锟一直谋求总统之位,因而对于孙中山的人望颇为在意,也希望笼络孙中山加入北京政府,“曹正孙副”之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但对于孙中山提出的孙曹联合的前提条件“曹吴分离”,他是有所顾忌的。曹作为直系的“老帅”,只是资历老而已,作战并不出众,如无吴佩孚的军事实力,面对奉系的强大军事压力,他是无法抵挡的,因而“曹吴分离”这个条件,曹是无法接受的。

孙中山对于和平统一有多方面的考量,一来是顺应民间呼声,如在复全国商联会劝告裁兵书、复何东赞成召开南北领袖联席会议电中(6),都表示赞成和平协商,共谋统一。另一重要考量则是避免陈炯明与直系联手,黎张下台后,国民党的南北和谈代表仍与直系保持接触,其目的就是谋求直系对孙陈之间的对抗保持中立,而曹锟也在电函中表示对广东的内部事务不插手,以表对孙中山的诚意。另一目的则是试图在黎张、吴、曹三方中选择一方合作,不动兵戈而平天下。孙中山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能够通过和谈达成全国之统一,在他看来当然是最好的办法。然而事与愿违,黎、张和平有诚意,但无实力,自身尚在直系羽翼庇护之下,何来自主之权力?曹锟不愿与吴分离,且驱黎、贿选,所作所为,名声扫地,合作自是不可能的。吴迷信武力统一,对于与曹决裂不能下断然之决心,孙吴的联合只有破裂一途,即使这样,孙中山也做过最后的努力,先后派徐绍祯、徐谦于1923年10月秘赴洛阳与吴佩孚接洽(8),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联黎、联曹、联吴皆不可得,惟有实行北伐、革命救中国。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如愿登上总统宝座,引来各方潮水般的抗议。尔后孙中山任命徐谦为冯军慰问使,前往冯玉祥部联络反直事宜,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吴佩孚着手武力统一,江浙直皖军阀磨擦不断,第二次奉直大战一触即发。1923年的中国偶有和风细雨,但仍是阴云密布。和平,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而言,依然是一个奢侈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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