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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打响第一枪,在之后的时间里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呈土崩瓦解的状态,截止11月末清政府所控区域只有东三省、直隶、河南,清朝政权已是名存实亡,清政府无奈派袁世凯同南方革命党人和谈。这就是南北议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 [1]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由英国代表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里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开会。17日唐至上海。 [2]

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

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

12月20日,即议和开始后的第三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相同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 [2]

会议至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君主共和之争,还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 [2]

南北会谈,几经周折,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 [3] ”的协议。但是,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地点仍然争论不休,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

正在南北争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使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不仅使唐绍仪辞代表职,“停止开议”,而且公开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这时帝国主义也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为袁助威。同时,立宪派也纷纷为袁出谋划策,进行活动。 [2]

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无人可用,派荫昌统领北洋新军,结果荫昌还是要靠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提出来六点要求,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戊戌变法中,袁世凯以加入强学会的方式博得立宪派的信任,而后在荣禄和慈禧面前又出卖立宪派,导致了立宪派势力的巨大损失。而此时袁世凯提出来这六点要求与当初戊戌变法中的内容大体类似。袁世凯在面对全国愈演愈烈的革命起义中,已经看到全国人民对共和制度的要求,因此袁世凯退而求其次,主动要求立宪以维持他在清廷的绝利益和领导地位。而宽筹军费和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是他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控制了军权的袁世凯已经死死的抓住清廷的命脉。

10月29日,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政府,提出十二项条件,主要是要求于年内召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宣示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这个电报名为“兵谏”,其实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同时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第三镇从东北调回来,调到廊坊一带,以切断第六、第二十两镇的联络线。既然张绍曾、卢永祥、蓝天蔚等的立宪要求与袁世凯一样,为何袁世凯在对镇压武昌起义的同时有要对付他们?以此来看袁世凯并非真心要求立宪,而是这个立宪要有利于他的权力控制,必须由他来主导组阁。11月9日,通过资政院形式上的选举,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2月3日,革命军在武昌开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日,南京光复,由此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党人正式组织起来,与北方进行正式谈判。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互阅证件后,南方代表伍廷芳首先提出,必须以成立共和国为双方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唐绍仪暗示袁内阁并不反对共和制度,但因所处地位不同,目前仍然坚持立宪制度,建议召开临时国会解决这个问题。伍说:“这个问题如不确定,下文从何谈起?”唐解释说:“召开临时国会不过是一种形式,借口减少北方反对和议的阻力。”袁世凯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含糊暧昧的姿态。袁世凯没直接说支持共和,而说不反对共和。前后都有余地,袁世凯已经在清廷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清廷立宪也必然以他为核心。

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承诺坚守立宪制反对共和以安抚清廷,并且以南方革命党的共和要求作为继续要挟清廷获取更大利益的筹码,在袁世凯的雇佣的澳大利亚顾问,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1911年10月27日写给布拉姆的信中有这样写到:

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他(指袁世凯的另一位曾经的日本顾问青木宣纯)说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袁世凯政治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767页)

另一方面,派唐绍仪南下,以清廷体制要挟革命党,以此来争取他在未来新中国政府的绝领导地位。(中央研究院《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文海出版社印刷)因此唐绍仪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达南方后,立刻拉拢张謇。立宪派当然不希望共和制度,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权力要求。因此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倒向袁世凯,使得革命党人的谈判处境更加恶劣。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气势,革命党人唯有让出总统的宝座方可以让袁世凯彻底放弃立宪主张。袁世凯在新政权中夺得绝领导地位,由此实现。  早在1911年10月28日起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就曾发出这样的电报: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汪精卫)转杨度代达袁氏”。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便通过决议重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由此可以看出,在武昌起义之初,革命军政府在自己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被剿灭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许诺大总统的位置来让袁世凯这个实力派倒戈,当时袁世凯的顾问在写给朱尔典的信中说,冯国璋的北洋新军在剿灭武昌起义军的时候,使用了平民和军队无差别屠杀的残忍手段,但是此消息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袁世凯政治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773页)因为以孙中山为首的起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爆发过很多次了,到武昌起义之前还没有一次成功,武昌军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倒戈来获得唯一胜利的希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袁世凯并没理睬,袁世凯当时已经是内阁总理大臣,整个满清的实际掌控者,怎么会看得上弱小而又随时有可能被剿灭的起义军许诺的职位。所以袁世凯一直对共和没有明确表态,还是坚持立宪制度。

而此时已到年底,革命党人一方面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又不能马上说服袁世凯放弃立宪制。唐绍仪在这种僵局中最后也认可共和体制,南京政府此时只能另选他人。(中央研究院《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文海出版社印刷)。 12月29日选举临时总统,参加者有革命军十七省代表,以一省为一票。除湖南代表投黄兴一票外,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总统。此前,向南方妥协默许共和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撤去谈判代表一职。可见袁世凯对唐绍仪默许南方提出的共和制度是十分不满的。

袁世凯此时感到大为震惊,没想到南方在立宪和共和问题上是不妥协的。孙中山的当选让袁世凯此时如坐针毡,新政权大势已定,自己如何能在未来政权中获得领导地位,孙中山的当选让袁世凯开始下定决心逼清廷退位。由此,袁世凯的逼宫程序从孙中山就任大总统的1月1人开始。这一天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派将领48人发出联名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这既是袁世凯在逼宫前对清廷的假仁假义,也是对南方最后的一次试探。1月3日以陆徵祥为首的清朝全体驻外使臣发出联名通电,劝告清帝退位,“以安皇室而定人心”。此电由袁的谋士梁士诒主稿发出。袁世凯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忽而表示拥护君宪,忽而又暗中鼓动要求清帝退位。此时袁世凯派人散布谣言,放风说南方革命党有多么厉害,多么残忍,如果北伐清廷必受到屠戮的谣言。以此来逼迫清廷尽早退位。1月12日袁世凯正式向清廷摊牌,要求以优待为交换条件,让清廷退位。袁世凯并且对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最后袁世凯派赵秉均出面要求清廷必须退位,没有商量余地。另一方面袁世凯在清廷没有退位的情况下,想南京通报了优待条件,1月20日伍廷芳回电表示接受优待清廷条件。并且答应只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将领47人又一次发表联名通电,吁恳清帝退位,改行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定大局。

从南北谈判的开始袁世凯指使冯国璋发电反对共和支持立宪到为了夺总统权力指使段祺瑞呼吁反对立宪支持共和,袁世凯的态度在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前后发生截然相反的转变。  2月1日,隆裕太后下懿旨命袁世凯与南方磋商优待条件。隆裕太后还不知道,猴急的袁世凯早已经和南方谈妥了优待条件。逼宫已经迫在眉睫。  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打电报给孙中山等,通告清帝退位。电报全文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公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2月12日,清室以清帝的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

拨开武昌起义后纷繁复杂的局势,但看袁世凯在南北议和谈判上的态度以及不同时刻不同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袁世凯在政治上是没有自己立场的,只要可以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让他登上高位,他可以任意改变策略,从反对立宪到主动立宪,从主动立宪到赞同共和,从赞同共和最后回到称帝。袁世凯的变脸一直让人无法看透。

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在书信集中有这样的描述:  袁世凯作为政府的总理,在其主子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掮客的角色,和双方磋商,讨价还价,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调解人,鉴于起义已经蔓延到中国大部分,不能以武力平息,袁世凯与革命党开始谈判。其时,革命党已经在老革命党人孙中山领导下,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

曲折的谈判,一方面以幼主勋位,另一方面孙中山为了推荐袁世凯自行辞去新的共和国的临时总统职务而告终。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胜利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748页)  在谈判初期,袁世凯显然并不知道南方到底有多大实力,认为会屈从于他,所以逼迫南方就范,而且以此来要挟清廷给予袁世凯更大权力,当看到南方在共和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坚决没有退让余地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孙中山当选并且就任总统后,使得袁世凯的态度发生180转弯。袁世凯显然已经抛弃清廷而倾心于新政体的权力。而此前清廷也在扮演东郭先生的角色,袁世凯以南方为借口胁迫清廷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反过来这些权力却又用来逼迫清廷退位。

在清廷来说,袁世凯是他们剿灭南方革命党的阻碍,因为袁世凯坚持与南方和谈,对南方革命党来说,袁世凯又是他们北伐的阻碍。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给了他最高的权力,而南方革命党也寄希望于袁世凯,答应让出总统的位置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在用总统的位置“招安”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无论在清廷还是南方政府中都是权力最大或者即将是权力最大的人物。袁世凯左右逢迎,两面三刀的伎俩让他此时登上了两个不同性质政权的权力巅峰。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莫理循书信集里的那句话“曲折的谈判,一方面以幼主勋位,另一方面孙中山为了推荐袁世凯自行辞去新的共和国的临时总统职务而告终。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因此不是因为袁世凯逼宫才选他做总统,而是以总统的位置作为诱惑让袁世凯逼宫。而袁世凯也随着各省革命军的增强而从开始不屑于武昌军政府的总统位置许诺转而急切逼宫以求得总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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