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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

《倪焕之》是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28年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1]

《倪焕之》艺术地再现了以主人公倪焕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历史剧烈变动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生活道路,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状况,展现了当时广阔的历史背景。 [1]

《倪焕之》人物形象塑造颇具特色,语言严谨纯朴,在客观描写中蕴含着热情,是五四以来颇有影响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2]

1916年冬,怀着献身社会改革的青年倪焕之,由江南家乡到上海附近的一个乡镇高等小学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校长蒋冰如,他们二人志同道合,不久师范毕业生金佩璋和倪焕之结了婚也来到这里。三人共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决心培养具有“处理事物,应付情势的一种能力”的新人。他们把学习和种田、做工结合起来,对学生实行感化教育。但结果收效甚微,既没得到同事们的支持,又遭到群众舆论的反对,特别是地痞蒋士镖借机煽动群众,并硬说学校办农场的地是他家的,无理阻挠;金佩璋这时也因生了孩子,退居家庭,变成了贤妻良母了,教育改革终于失败了。倪焕之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后来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帮助下,认识了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决心参加社会革命。于是到了上海,这时正值“五卅”爱国运动,接着是大革命,他都积极地参加了。当大革命后,在血腥屠杀的形势下,又陷入悲观绝望之中,最后患病死去。 [3]

1927年冬,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的李石岑、周予同,商诸叶圣陶,说自明年起,他们编的刊物中《教育文艺》一栏,拟连载一种与教育有关的小说,既以表明他们的教育观,又可使刊物多一些文艺的气息更利于吸引读者,已经以若干小说反映教育界状况,而在观念上,与李、周十分契合的老朋友叶圣陶当然是最适合的人选。编者独具慧眼,聘请得当,作者早有此意,正中下怀,于是一拍即合,无庸琐议,叶圣陶便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倪焕之》的写作。小说从1928年1月20日《教育杂志》第二十卷第一号起在《教育文艺》栏内连载,11月15日写毕,第二十卷第十二号刊毕,前后恰好一年。

《倪焕之》的素材,大部分取自作者早年从事教育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小部分间接得之于侯绍裘、杨贤江等素所钦敬的朋友的经历或记载。虽说素材并不匮乏,酝酿也非复一日,但每个月至少交出两章,一年内必得连载完毕的格局,便把小说写作框成了刻日功成的机械的劳动。那时叶圣陶供职商务,白天须到馆视事,编稿改稿,撰写校对,日日与红墨水、蓝墨水打交道;晚间回到家中,又须挑灯写作。叶圣陶从小就不惯熬夜,至多写到九点、十点便须放笔,因此这晚饭后的一段时间,便为《倪焕之》所专有。 [4]

倪焕之

倪焕之,是一个有抱负,热切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从小就立志“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他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极为不满,迫切要求改革。

辛亥革命时,他仿佛觉得“有一种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了身体,周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一要做一点事”。“五四”运动时,他比任何人都激奋得厉害,“胸隔间似乎有一股气尽往上涌”。他当上小学教员以后,鄙视那些“无非只为吃饭、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个样子”的同事们。但他对周围死气沉沉的现象和辛亥革命后依然如故的社会,却不能有所作为。后来他和当时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一样,把救国的“一切希望悬于教育”,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理想教育”可以改变社会,于是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贯注教育改革的实验中去了,“事业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不久又和志同道合的师范毕业生金佩璋结了婚。倪焕之为此高兴,对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但由于他的教育改革,是在脱离社会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面对封建势力蒋士镖的无理阻挠和封建守旧思想舆论,就陷入了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动局面,只有愤怒和仇恨。对同道蒋冰如的妥协退却,也只有懊丧。这时,金佩璋又由于生了孩子,也退回到家庭的“巢窟”中,成了贤妻良母。倪焕之终于失败了,于是陷入了极度苦闷和沮丧之中。后来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帮助下,才明白了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王乐山尖锐地批评他搞的教育改革“不过是隐逸生涯中的一种新鲜把戏”,“要转移社会,非得有组织的干不可”;倪焕之在王乐山的开导下,犹如迎来了春天,从失败的沮丧中醒悟过来,于是毅然跟王乐山到了上海。虽然仍是当教员,但和过去不同了,不再去搞他的教育改革,而是积极地投身于群众运动了。

倪焕之从乡镇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参加群众运动,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虽然在认识上还是很朦胧,但行动上确是参加了革命。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他不顾巡捕的枪弹,冒雨上街讲演,参加工人集会,把自已看做是“活力中的一滴”。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参加群众运动中,他竟从工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决心要学习工人的不尚空谈、纯朴实干的品质。标志着他在思想方面有了质的变化。

但面对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倪焕之又陷入了“愤怒、仇恨与悲伤、恐怖”煎熬之中。他用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又暴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不久,他就一病不起,临死前对自已短短的三十五年的生,沉痛地作了这样的一个总结:“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成功,不是我们配受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受领去吧!”在弥留之际,“他看见无尽的长路上站着一个孩子,是他的盘儿。那边一个人手执旗子奔来,神气非常困疲,细看是自己。盘儿已作预备出发的姿势,蹲着身,左手点地,右手反伸在后面,等接旗子。待旗子一到手,他象离弦的箭一般发脚了,绝不回顾因困疲而倒下的父亲。不多一会,他的小身躯只象一点黑点了。在无尽的长路上,他前进,他飞跑……”这反映了他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并对革命还是满怀信心的。

倪焕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情地解剖自己,否定自己,正表现了他经过群众斗争的实践,向革命真正跨进了一大步。倪焕之虽然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找到革命真理和它的领导力量,但他确确实实地为寻找它而奋斗了一生的,并且已经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集团主义;从埋头教育走向了群众运动,可以肯定,如果他不是过早地死去,他必将走进革命队伍的。倪焕之是“五四”时期有理想,有抱负,不断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坚持进步,坚持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3]

蒋冰如

蒋冰如的性格特征和倪焕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初他们确是志同道合、决心干一番事业,尽管他们的指导思想并非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教育改革遇到封建势力的阻挠时,他俩的差别就明显了:倪焕之义愤难平,坚持斗争;蒋冰如则妥协退让,急于收场。结果是一个继续奋斗,走向了群众运动;一个则出任乡董,建设以“卫生”和“治家”为宗旨的所谓“新村”,实质是过他的真正隐士生活去了。作者通过蒋冰如这一形象,对当时“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3]

金佩璋

倪焕之的妻子,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由于早年失去双亲,寄居在兄嫂身边的处境和进入师范学校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因此,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想,见到倪焕之如逢知己,志同道合,使他们很快结成伴侣。她对倪焕之的教育改革,充满着幻想,并怀有高度的热情。但婚后生了孩子,她对事业的热情,很快转到了温暖的小家庭里面。当倪焕之死后,在悲痛之余,她又有所醒悟,“她的心头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重新燃烧起了“往外飞翔”的念头。金佩璋的变化,说明她还需要经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因此,前进的道路必将是艰难的。对金佩璋的思想性格,倪焕之不无悲叹地解释说:“ 她赋有女性的传统性格、环境刺激与观感,引起了她自立的意志,服务的兴味,这当然十分绚烂,但究竟非由内发,坚固的程度是很差的,所以仅仅由于生理的变化,就使她放了手,露出本来面目。”金佩璋的形象,确可以代表20世纪20、30年代新女性的一种类型。 [3]

王乐山

革命者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欠丰满,但他那坚定的信念,敏锐的思想,爽朗的性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却跃然纸上。王乐山,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他把倪焕之从失望与苦闷中唤醒,并带领他从乡镇到了大城市,从埋头教育走向群众运动的,由于王乐山的出现,给作品增添了不少亮色,作者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3]

《倪焕之》比较真实地描写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形象地反映了“五四”、“五卅”爱国运动给予当时的知识青年的巨大影响。 [3]

《倪焕之》的思想意义在于:在当时大革命失败后的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作品热情地歌颂了革命力量,并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与希望,对当时的青年无疑是有鼓舞力量的,对现在的青年同样有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的。同时,也能让现代的青年知道:“ 当时的青年要寻找真理是多么难啊! ……现代的青年决不会重复倪焕之那样的遭遇和苦恼。”因此他们应当“万分珍惜自己的幸福,抛弃一切因袭,在解放全人类的大道上勇猛前进。” [3]

人物塑造

作者善于通过对事物的不同态度,揭示各自的性格,使其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如对教育改革实验,有的反对阻挠(蒋士镖),有的嘲笑(徐佑甫、陆三复),有的冷漠(金树柏),倪焕之则满腔热情,不顾一切地认认真真地去做:当教育改革遇到阻力时,蒋冰;如妥协退让,急于收场,倪焕之则愤愤不平,主张斗争,最后两人竟分道扬镳。 [3]

心理描写

《倪焕之》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真切入微。如写倪焕之在寻求实现抱负的出路时的急切和苦闷,遇到志同道合的蒋冰如时的欣喜和兴奋,教育改革失败后的懊丧和孤独,参加群众运动时的激昂和振奋,特别是对他临死前弥留之际的幻觉和呓语的描述,都是十分真切动人的。 [3]

语言风格

小说的语言精练、纯朴、严谨、含蓄,全书仅用了二十万字,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的历史演变,复杂变幻的时代风云,正是由于语言精练,扩大了作品的容量。精练而不概念化,是叶圣陶语言的特色。如倪焕之从事教育改革,作者用了一句话:“一切悬于教育” ,仅六个字表现了倪焕之的献身精神、信念、决心。倪焕之在弥留之际的一段幻觉描写和呓语,形象地表现了倪焕之的革命信念和对未来的殷切希望,是十分精采的。

《倪焕之》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后半部分较为粗疏,有头重脚轻之感;对倪焕之转向革命后,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较飘忽,这可能是由于作者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所致。 [3]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读〈倪焕之〉》: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镇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 [3]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沃尔夫冈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小说承担了描写现代英雄的困境的任务”,“在倪焕之这个形象上,叶圣陶描写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动的世界中的现代人的状态”。他在“现代性”的角度下,解读了倪焕之面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中所不能解脱的“彷徨”。 [5]

现代作家林乐齐《〈倪焕之〉与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倪焕之显示了时代的潮流对他的深刻影响,体现了这一历史潮流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 [5]

叶圣陶: 现代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名绍钧。江苏苏州人。曾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1914年开始用文言文写小说。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与朱自清等创办中国新文学第一个诗刊《诗》。创作出版中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28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1923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开明书店编辑,主编过《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刊物。创作态度严谨,语言朴素凝练,明净隽永,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949年后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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