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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是中国明代政府设置于黑龙江、阿速江(今乌苏里江)、松花江以及脑温江(今嫩江)流域的地方军政机构。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代故臣多归降明政府。永乐九年(1411),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

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辖区内分置卫所,明朝政府还任命各族首领掌各卫所,给予印信,仍其习俗,统其所属,以时朝贡。贡物有海东青、貂皮、马匹等土特产品,相当于内地的赋税。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奴儿干(今特林),下距黑龙江口约200千米。派到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和驻防军都在这里。有卫、所四百余,屯驻军队,辖区东至海,东北包有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南接图们江,北抵外兴安岭。明永乐十一年(1413)与明宣德八年(1433)曾二次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并立有二碑。记载于19世纪许多中外文献的特林永宁寺的两块石碑,一块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分别由汉语及蒙古文与女真文写成;另一块有汉语碑文《重建永宁寺记》,记录了明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实。清光绪三十年(1904),二碑被俄国劫去,今藏于海参崴博物馆。

奴儿干,亦称“耦儿干”、“努而哥”,或作“纳尔干”。奴儿干都司,是明朝在黑龙江下游设置的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区的最高地方军政合一建制。明朝建立后,公元1375年(明洪武八年),在东北地区南部设置辽东都指挥司使。1395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明总兵官周兴等进军到脑温江(今嫩江)、忽刺温河(今呼兰河)和斡朵怜(今依兰县城西马大屯)一带,海运漕粮派官招抚,始建卫所制,设指挥使和千户。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廷决定,升奴儿干卫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驻奴儿干城(今黑龙江下游黑龙江与亨滚河汇合处右岸的特林地方,即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故地)。奴儿干都司为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合一建制,直隶于明朝中央政府。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明廷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到奴儿干地区巡视。太监亦失哈从14111433年(明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的22年中,曾10次前往视察,对都司、卫、所官员授予官职、印信,赏赐衣物钱钞。并在奴儿干都司的山顶上,修建了永宁寺,先后留有“敕建永宁寺记”和“宣德八年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现藏于俄罗斯海参崴博物馆)。 [1]

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和图们江上游,包括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了现在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东北部分及以西俄罗斯局部、乌苏里江以东、外兴安岭及以北。辖区内广置卫、所,作为都司所属的地方军政建制。在奴儿干都司建立前后,14031409年(明永乐元年至七年),陆续在松花江、嫩江、鄂嫩河、精奇里江、亨滚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立130余卫,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奴儿干都司辖区内增加到卫384、所24、地面7、站7、寨1,通称384卫。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逐渐取代了明朝对黑龙江地区的统治。

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朝故臣多率部纳贡归降。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派行人邢枢等往谕奴儿干,招抚诸部。二年,置奴儿干等卫,其后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余个。永乐七年(1409年),在当地官员忽剌修奴的建议下,明政府决定设置奴儿干都司,统辖各卫所。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九年,太监亦失哈等领官军千余、巨船二十五艘,护送康旺等官员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是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朱棣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是“锁钥之地”。亦失哈曾奉命九上北海。在此期间,明朝在松花江上建成了造船厂,有著名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为证。

摩崖石刻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崖石刻,位于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阿什村的松花江北岸。

两块摩崖石刻分别为“摩崖阁”和“阿什亭”,两处摩崖石刻详细记载了明代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清3次率领数千官兵、工匠来吉林造船的具体时间,证明吉林市是明朝造船运粮基地。

“吉林市明清两代造船厂的位置其实在两个地方。”吉林市文化局文博处副处长张寒冰介绍,第一个地方是明朝时期的造船厂,地点在阿什哈达摩崖石刻附近,经过专家考察后有两点证明,第一个证明就是两块明代摩崖石刻,其中有一块是明朝骠骑将军刘清第一次来吉林造船时刻的。

“当时松花江水位比现在高多了,阿什哈达摩崖下面应该都是江水,根本没有道路,专家推测,刘清将军应该是站在船上在山的半腰处刻的字,因他不是什么书法家,所以字刻得大小不一致,歪歪扭扭的。”张寒冰说,第二个证明是距离石刻不到5米远的一处江崴子,有人曾在里面挖出过明朝时期的船钉和船板。

“当时刘清带人来到这里造船,是因为这个地方盛产松木,而且水路交通发达,主要造漕船(运粮食用的船)、沙船(运送官兵的船)、战船,每年造船50多艘。”张寒冰说,后来,明朝船厂在战争和清初的“封禁”中日渐湮没。 [2-3]

奴尔干是元朝“征东元帅府”的旧址,明朝在这里设“奴尔干都司”只是承旧制而已与之类似的是匈奴在西域设置的“僮仆都尉”城后来被汉朝西域都护继承(轮台)。

而元朝之所以在这里设置“征东元帅府”,企图通过鞑靼海峡(今称鄂霍茨克海峡),抄袭日本的北海道及东北地区。

元朝征日大将张成(他曾经参加征日本的行动,遇台风后搜罗残部顺利回到元朝)率所部在奴尔干地方屯田镇守达一年之久。更加溯其源流,奴尔干所在的黑龙江口地区,在古代就是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北海道和大陆黑龙江流域的物品交易点,在长时期内,都是贸易区,这个职能在清代还是存在,当时北海道的虾夷人就从这个途径从中国输入丝织品,再传至日本,被日本人叫做“虾夷锦”。

清代《黑龙江通志纲要》载:“黑龙江省金石文字之可考者,有《得胜陀纪功碑》,出肇州沙土中,为金代金石。又奴儿干《永宁寺碑》及《重建永宁寺碑》,为明代所立,今皆沦失。案《魏书》乌洛侯,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刻祝文石室之北而还,实为黑龙江石刻见于史传之始,惜今已无可考。又康熙初,墨尔根地方掘井得石,文曰莫来耕,系唐年号。此外惟辽金官印及唐宋古钱数物犹存,其馀残灭者何限。乃至康熙二十八年分界碑,亦复为人迁移,可叹甚矣!近闻大赉新出土有辽匡义军印,当考查保存,并为补入志中。黑省东封,古多争战,实为汉唐来兵力所及。

余尝巡边至洮南,过突泉,闻有残石,刻汉隶大将军字样,意必卫青出塞,偏师所及,留此残迹,而汉使徐自为筑城鄣列亭至卢朐,尤为汉时兵力已及黑境之证,纪功勒石,岂遂无人。迨至辽金元,文事武功,后先继盛,遗迹流传,亦多古物。余修省志,文献无征,而金石一类尤寥寥可数,安得好古之士随处留心,采访征集,续辑成编,庶足为考古者之一助欤!” [4-5]

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管辖范围西起斡难河(今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南接图们江,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辖区内分置卫所,明朝政府还任命各族首领掌各卫所,给予印信,仍其习俗,统其所属,以时朝贡。贡物有海东青、貂皮、马匹等土特产品,相当于内地的赋税。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干线是海西东水陆城站,北起都司治所特林之西的满泾站,中经四十五个驿站,南抵底失卜站(黑龙江双城县境内),经辽东都司直达北京,全长达两千五百公里。1434年(宣德九年)之后,其史料不可考。卫所一直存在,仍奉明廷为主。

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三卫的南下始于明宣德五年间,正统初年已住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据《蒙古源流》载:也先俘明英宗后“置于乌齐叶特之暖地养之”③。即乌齐业特是蒙古史籍中对三卫的称呼。而据和田清先生考证,明英宗被俘后一直在瓦刺知院伯颜帖木儿营,随其营往来活动于大同边外的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九十九泉、官山(今卓资县北)、昂兀脑儿(今安固淖儿)、即宁海子(今集宁南黄旗海)一带④。可见在蒙古人的记忆中,这一地区在正统年间就是兀良哈三卫的住牧地,至天顺、成化年间三卫的游牧地就完全固定下来了。自明宣德年间开始蒙古各部开始南迁,至嘉靖末年最终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经历了兀良哈三卫南徙、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这三个阶段。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后世发明出来的“仁宣之治”,社会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文人把这个最终实现的死水一滩的平静称之为儒家的仁政。基层社会的散沙化与内卷化,内地生存困难的流民很少有去海外开拓生存空间的想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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