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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

潘汉年(1906年2月1977年4月14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马克思主义者,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1930年代初期负责做中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出发,奉饶漱石之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 [1] 。潘汉年出于统战工作需要,经电报请示饶漱石后,去见了汪精卫。 [2-3] 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内奸”问题被捕 [4] 。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 [5] 。1967年3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 [5] 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 [5] 。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潘汉年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6-8]

潘汉年 [9] (19061977),江苏宜兴归径乡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

1936年, 任中共与国民政府谈判代表。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 [9]

1955年4月3日, 因“内奸”判刑。

1977年含冤病逝。临终前与爱妻董慧女士软禁于湖南茶陵米江茶场(湖南省第三劳改场)。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平反昭雪,公开恢复潘汉年名誉。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因暂时的得手而得意忘形,反共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显示革命力量依然存在,中央特科决心组织一次暗杀行动,暗杀一名敌特机关的头目,从而起到长革命者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的作用。任务一经确定,潘汉年就开始认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暗杀对象。当时,国民政府在租界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向租界的总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再办理引渡手续,而王斌就是专门负责办理引渡手续的承办人。对这样一个敌特人员进行暗杀,必将对国民政府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于是,暗杀王斌的计划遂有条不紊地展开。对潘汉年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如何获知王斌的住址及日常行踪。潘汉年此时想到光华书局经理张静庐、沈松泉说起过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禁发的书刊,一些书店老板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的有关人员。于是,潘汉年找到张静庐、沈松泉二人,果然从他们那获知了王斌的住址及其他一些情况。接下来,潘汉年又侦察到王斌每天从其住宅的后门乘坐黄包车出入。最后,潘汉年将王斌的情况汇报给负责暗杀任务的三科。经过反复勘察,三科人员最后选定英法租界毗连处的龙门路作为暗杀王斌的场所。一天中午,龙门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一片嘈杂声中,一辆黄包车急匆匆地穿行在人群之中,身着西装的王斌气定神闲地坐在车上。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弄堂内窜出一个人,他迅速攀住黄包车的后沿,举起手枪对准王斌头部就是一枪,王斌当场毙命。没等周围的人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执行暗杀任务的行动人员就趁乱撤离了现场。自然,王斌被暗杀成为上海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毫无疑问,此次暗杀事件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以及共产党叛徒的极大恐慌,他们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和肆意妄为了。 [10]

1930年代初,潘汉年先后两次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即派人来瑞金商谈。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促进了中央苏区与福建人民政府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中央于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地区,进而准备侵占全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政府抗战。10月中旬,潘汉年与中国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潘向陈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政府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执行了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为了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壮大革命力量,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香港,参与中共香港分局和中共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主持在港的统一战线等工作。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的著名通电。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刘人寿的报告,及时约请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见面,与他们进行了恳切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长期主持资委会工作的前委员长钱昌照,是在资委会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和号召力的人物,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强烈不满,准备出国。潘汉年知道后,与张骏祥、夏衍等及时做他的工作,使钱终于下决心留了下来,为资委会成功起义作出杰出贡献。资委会采取了“人不走,机器不动”的拖延作法,对付国民党转移资委会财产的企图,最终在南京、上海解放时,资委会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物资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移走,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物资。

刚刚解放的上海,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针对当时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工商政策,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有种种疑虑,潘汉年经常召集工商业界爱国人士一起开会或座谈,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以各种方式宣传和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倾听意见,沟通情况,并努力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地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人士解除了怀疑,增加了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和经营的信心,使其感到吃了“定心丸”。

1950年2月新年、春节之际,上海遭到了美蒋反动派的大肆轰炸,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使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上海市政府要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潘汉年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纠正一些单位不正确的极端作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这样,及时排解了一场场劳资纠纷,调整了劳资关系,很快使生产和经营正常运转起来。

据李湄(廖梦醒之女,廖仲恺、何香凝外孙女)在《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修订本中披露:潘汉年和妈妈很熟,1955年他突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其内情很长时间外界都不得而知。为什么毛泽东过去对潘汉年如此信任(毛泽东早年一本传记就是潘汉年题的书名!),后来却对他如此严酷。从一封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写给我妈妈的信中,以及宋庆龄1937年1月写给王明的那封信对照着看,可以就某些费解的事找到答案。

下面是宋庆龄致王明的信中引起人们注意的两段话(摘自2008年6月3日《作家文摘》邵雍、刘雪芹《解读宋庆龄致王明的密函》),当时宋庆龄已加入共产国际,王明是她的上级: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泽东在1936年通过潘汉年交了一封信给宋庆龄,宋庆龄收信后一个月请潘汉年转寄了那笔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你,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你给他们寄去了五万美元,你还会否认你的同志出卖了你吗?’”

在宋庆龄1969年3月17日寄给我妈妈的信里提及:

“潘汉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笔款拿来给我,我以为他想利用我,便让隋同志(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把钱交去给许建国。隋告诉他,这笔款是潘汉年送来给我的,说是毛主席‘还的钱’。此人立刻把潘汉年从会场叫出来。潘汉年当着隋的面解释了这笔钱的来由。它不是还董‘为党需要’借去的钱,是还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的钱。

“是王明从莫斯科发报来叫我不要再见董牧师了,而电报是董的女儿露西送来的!” [11]

周恩来为什么把宋庆龄寄钱去的事对宋子文说呢?因为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钱。向提供借款的人谈起借款不是很自然的吗?无非就是告诉借出款的人“钱已收到”而已。宋子文曾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1936年虽然已辞去财政部长之职,但仍然被认为是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通过他姐姐向他借钱,应该是行得通的。那时共产党经过长征抵达延安不久,经济十分困难,才会想出此策。周恩来不会想到那笔款根本与宋子文无关。事实上,不仅周恩来,就连毛泽东大概也一直以为那笔钱是宋子文提供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潘汉年还钱给宋庆龄的时候仍称是偿还“毛主席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的钱”!宋庆龄没有意识到,引起这场误会的其实就是她自己。如果当年她直接告诉中共:款项不是宋子文提供的,这场误会就不会发生,也不会让宋子文有机会利用此事挑拨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了。

宋子文的话对宋庆龄是起了副作用的。1954年潘汉年给她送去“毛主席还的钱”时,她以为潘汉年又想“利用”她,故而让隋秘书退还这笔钱不是直接退给潘汉年,而是交给当时分管公安的另一位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在许建国的追问下,潘汉年不得不当着许建国和隋秘书的面道出:“这是毛主席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的钱”。这个党内机密就这样泄露出来了,这自然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半年后,潘汉年被捕入狱,导火线并不是这件事,但这件事是否也是他遭受厄运的一个促因呢?

宋庆龄给我妈妈的信里一再谈到的“董牧师”又是另一个误会。董是潘汉年的手下,一个以牧师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工作者,1933年潘汉年介绍他认识宋庆龄。之后延安方面告知董:需要用钱就向宋庆龄借。董数次到莫里哀路找宋庆龄,说需要经费维持几部电台。每次宋庆龄都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当然,用的是她私人的钱。“董牧师”一再要求资助引起宋庆龄不满。后来王明从莫斯科发电报给宋庆龄,叫她不要再见董了。也就是说,不要再给他资助了。董借去的钱一直没有还给宋庆龄。

其实“董牧师”要维持的不仅是几部电台。(宋庆龄与莫斯科的联络也是通过这几部电台,传送电报的人就是董的女儿露西。)董还要维持一个“大同幼儿园”,那里收容着一些革命后代,包括毛岸英、毛岸青等。后来幼儿园遭到解散,原因是国民党破坏还是经费不足就不得而知了。 [11]

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靠务农,做塾师,自然成为“破落户”。

1911年辛亥革命后,潘汉年的父亲潘莘臣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但仍课读乡里,教育子女。小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喜爱。1919年夏,潘汉年在宜兴县立第三高小毕业,在林圩祖母吴氏的资助下进彭城中学读书。

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潘汉年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他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1921年他离校投身了革命。

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就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之后,他参加了创造社,并任《A11》周刊主编。同时,他还和叶灵凤合办了一个小小半月刊《幻洲》。在这两个刊物上,潘汉年发表了一系列战斗檄文,如《原来如此内除国贼!》、《幻想中的OAZO》、《街头闲话》、《对空炉评空话》、《新流氓主义》等。他长于讽刺,善于说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之气,振奋了青年人,为徘徊中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潘汉年还积极投身于汹涌澎湃的政治洪流。不久,他加入了革命的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1925年夏,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赴赣担任该报主编兼政治部宣传科长。征得党组织同意,潘汉年赶到南昌,担负这一任务。

他日夜辛劳,把这张军报办得严肃而又富于生气,受到读者欢迎。然而,潘汉年接办报纸数月,由于蒋汪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7月,《革命军日报》随政治部被迫迁到九江。

南昌起义后,新军阀在九江强行接收政治部,潘汉年等只得全部撤出,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到上海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组书记,潘汉年还常活跃在各进步文化团体之间,将文化界各条战线的进步力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1930年代初上海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反动派手足无措!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磨炼,已成为上海文化界的名士。由于工作需要,潘汉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是谁还给他起了个代号“小开”(上海话大老板公子的意思)。从创造社的普通一员到小开是潘汉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标志,也是他在革命征程中取得进步的象征。也为潘汉年今后在上海开展各种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而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于是,潘汉年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才使他有可能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神出鬼没地活动,并取得巨大成绩。1931年1月,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同志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当潘汉年侦知这一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及时通知江苏省委,要求营救,表现了身为“特科”领导人的潘汉年高度的责任心。1932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拘捕,引起上海文化界极大愤慨。潘汉年挺身而出,为营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他利用合法形式,在汉口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了不少社会名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南京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从而迫使国民政府释放了牛兰夫妇。潘汉年还与杨度保持着“神秘”关系。据夏衍回忆,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带他去法租界会见了一位50多岁的绅士。当时,潘汉年只告诉他:这是一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以后可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半年后,夏衍在与这位老先生的秘密往来中才知道,他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杨度入党是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的。这件事,直到周总理临终前才对中央一位同志讲明,而潘汉年至死也没有对人透露此事,严守党的秘密。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他具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经验,党中央又派他与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反蒋抗日。于是,潘汉年虽不再承担“特科”领导工作,但他的活动仍然很“神秘”。1933年10月26日,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央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之后,他又和黄火青出使福州,策动“福州事变”,并和新生的福建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边界交通条约等协议。对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推动反蒋抗日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34年1月,福州事变失败,潘汉年被迫撤往香港。不久返回瑞金,继续在中宣部工作。但很快又被派到粤赣边境与广东政府的代表秘密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最后达成关于停战、通商等五项协定。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潘汉年随营远征。第二年1月,党中央为尽快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派潘汉年出使莫斯科。于是,潘汉年就从长征队伍里“神秘”地“失踪”了。他伪装成一个烟贩子,混在一群被红军俘获的烟贩子中间,机智地经过黔、桂、湘、粤四省关隘,经香港顺利回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俨然又是风度翩翩的“绅士”,和宋庆龄及其他一些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信念,并为筹备组织救国团体四处奔走。之后,他和陈云同志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那时,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松动。蒋介石认为“剿共”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幻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谈判方式改编红军,然后予以彻底消灭。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驻苏大使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进行试探。因此,中共代表团委派谈判老手潘汉年和国民党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商讨停战条件。国民党以胜利者自居,条件苛刻。潘汉年坚持原则,谈判未果。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命回国和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为了安全,他和胡愈之取道巴黎,5月初到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潘汉年利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大力宣传民众的抗日要求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帮助救国会开展了许多活动。之后他返回上海,致力统战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先与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冲建立了联系,接着前往南京同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会谈。曾要求潘汉年与陕北党中央负责人联系,再进行谈判。于是,潘汉年再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求工作。

1936年8月,潘汉年从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赶到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联系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情况,并详细介绍了香港、上海方面爱国运动的发展情况。9月下旬,党中央命潘汉年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回上海后,他一方面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中间大力开展工作,为推动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另一方面又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商讨合作事宜。潘汉年再次找到张冲,经周密安排,他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一次“神秘”会谈。潘汉年拿出了周恩来致国民党的信,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但因陈立夫缺乏诚意,谈判未有实质性进展。此后双方多次秘谈,均不欢而散。在谈判中,潘汉年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尽管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为后来的谈判准备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万万不可做出亲痛仇快的事。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八办”被迫转入地下,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他还一度驰往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武汉期间,潘汉年展开高超的统战才能,为党积极寻找内线,搜集情报。 [12]

1938年9月,潘汉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已习惯白区生活的潘汉年奈不住后方的“寂寞”,常到城工部研究敌占区工作问题,并不时到中央党校、情报训练部讲课。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杰出的演讲才能,深受广大听众欢迎,董慧是他的一位热心听众。她本是香港富商的千金,在抗日热潮下,她舍弃舒适的都市生活,来到延安。在与潘汉年接触过程中,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1939年,潘汉年夫妇奉命回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情报据点主要在香港和上海,董慧以银行职员身份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筹措经费,潘汉年则常往来于港沪之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委与潘汉年,迅速从上海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11月初,潘汉年在安排江苏省委机关同志安全转移后,才与刘晓、王尧山等人向淮南进发。途中,他装成一阔绰商人,西装革履,俨然洋派经理模样。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一路上盘查很严,但潘汉年一行坐在华贵的二等车厢里,没受到检查。到达镇江后,潘汉年马上和当地特工站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们帮助下顺利通过各道关卡,安全到达目的地。

1943年秋,潘汉年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汉年从秘密渠道获悉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李士群向潘汉年表示愿意合作,并详细介绍了日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拉拢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希望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时潘汉年与李士群前往汪精卫公馆。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会面结束后,潘汉年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了一些协议。 [13-14]

1944年底,潘汉年奉命北驰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8月,他又急赴东北,从事苏占区接管工作。

1946年初,潘汉年再度南下,继续开展情报、统战活动。他充分利用他在上海的活动基础,从容斡旋于各派人士之间,把许多绝密情报巧妙地送到中共代表团机关所在地“周公馆”,因此获得“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的美誉。内战爆发后,潘汉年撤到香港。在香港设立了秘密电台和“流动办公室”,有条不紊地安排港、沪情报工作,为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

1947年,在全国人民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到香港从事组织活动。潘汉年随即投入紧张的统战工作,为共商反蒋救国大计奔走。凭着党的威信和个人才能,他将一批批民主人士争取过来,大大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末,根据中央指示,潘汉年不顾敌特的破坏和港英当局的阻挠,排除万难,分批将民主人士等350余人,从海路安全送到华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另外,他还亲自部署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上海海关和中国、中央民航在港员工起义,从而为新中国提供了一大批宝贵财富。在香港他广泛联系文化人,支持创办了《华商报》、《文汇报》,并在香港组织义演,为革命活动筹集大笔资金。

1949年5月5日,潘汉年按党中央的号召与夏衍、许涤新等人一同抵京,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们。潘汉年在上海有良好的活动基础,党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满怀希望地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当时,上海还处在混乱之中,整顿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环境成为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潘汉年先向流氓势力开了刀。他擒贼先擒王,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只要他坦白认罪,不再包庇徒子徒孙,破坏社会治安,便可得到宽大处理。那时年过八十的黄金荣,只求安度晚年,于是欣然接受这个条件。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黄金荣自白书》。黄金荣交待了自己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并告诫门徒改恶从善。这篇声明轰动一时,使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不敢横行霸道,上海从此秩序井然。

为尽快恢复上海经济秩序,潘汉年协助陈毅市长在工商界开展活动,他陪同陈市长召开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座谈会,说明党的政策,争取早日恢复生产。并要求挟资到香港的资方人士回上海开办企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本有疑惧心理的资本家,陆续恢复生产,当时党内一些干部,怕与资本家接触,怕人说阶级立场不稳。于是,潘汉年对这些干部进行了耐心教育,在党的会议上再三强调统战政策。他认为要团结工商业者,先要接近他们,加强相互了解。据刘靖基回忆,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潘汉年,起初甚感不安,但“看到潘副市长像我们一样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紧张情绪顿消。

潘汉年还经常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当时,上海有时发生劳资争议,严重时工厂被迫停工。潘汉年往来于劳资之间,一边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一边对资方进行开导。不但稳定了上海工商业生产,而且使广大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了深切了解。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陈、潘两位市长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视察被炸情况,指挥电厂抢修,很快使电厂恢复生产。“二六轰炸”事件是美蒋蓄意破坏上海生产的罪恶行径,然而后来竟有人嫁祸潘汉年,是他用秘密电台把敌机招来的。在文教方面,潘汉年不但规划了高校建设,还经常召集高教界代表人士进行座谈,定期到高教协会作报告,认真体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状况。一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潘副市长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

在解放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潘汉年是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1951年春,上海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两位市长把握“稳、准、狠”的政策,仔细鉴别,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基本上做到不放过真正的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使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之后,潘汉年又负责“清理中层”工作。

解放初期,我党对大批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各机关,这对于稳定人心,减少失业,是一个合理措施,但另一方面,因没经过审查,因此极有必要进行清理。潘汉年本着“救人”的原则,对他们进行认真清理,取得良好效果。“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又分管“五反”,对象是工商业者。他坚持“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方针,一面要求资本家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违法工商业户加以制裁,另一面支持已清除了“五毒”的资本家,“各安其位”,努力从事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

1953年春,中共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党的八大,考虑国家体制、中央及国家领导机构人选调整的问题。然而此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搞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以为争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夏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散布谣言,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制造党内纠纷。会后,他又以休假名义到华东和中南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饶漱石则配合高岗进行反刘少奇的活动。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了高岗等人的不正常表现,并在1954年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批判了高岗等人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但是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4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因饶漱石曾任华东局书记分管华东暨上海市的公安工作,于是审查饶漱石时便涉及到了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和曾分管上海公安局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于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人便认定潘汉年、杨帆与饶漱石有“反革命”关系,开始把矛头指向潘、杨二人。

凭着长期地下隐蔽工作积累的经验,潘汉年已察觉到灾难到来前的血腥味。但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不久,他到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他决心把事情说清楚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他万万想不到,这次北京之行便是他悲剧的序幕。

1955年3月15日夜,潘汉年乘北上列车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到了北京的潘汉年急于找人诉说。因为有一件事常使他不安,那就是1943年秋随同李士群前往南京去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1944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毛泽东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

潘汉年到了北京后,鼓足勇气,向中央负责人交代了1943年秘密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态度诚恳,十分痛心地深刻检讨,然而,他的一片真诚并没有得到党的谅解,那位负责人十分怀疑地盯着他。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之后,他被带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监狱,监狱管理人带潘汉年走进一间单人牢房,沉重的铁门打开后,潘汉年一看,房间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沙发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铺着地毯,墙角还有抽水马桶与洗脸池等,房里有暖气。

潘汉年的消失并没引起多大震动,因为潘汉年是被秘密逮捕的。当时,亲属和朋友都认为他又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

在潘汉年被捕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也被关押。

“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党曾提出,钻到我们党内的绝不限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阴谋家、阶级异己分子等。已逮捕审判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

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时,才真相大白。他的主要“罪状”是:

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已成为“内奸”的潘汉年被囚禁在那间布置舒适的监房里,每日的“工作”便是写材料,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铺着地毯的监房里,潘汉年内心十分孤独,材料也不知写了多少遍。慢慢地,潘汉年开始思索,这究竟是一次错误还是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当夜深人静时,他会想起过去的岁月,想起朋友和妻子。他哪里知道,由于受他的牵连,妻子董慧也被关进了监狱:曾经和他工作过的、甚至有点联系的人也被关押、审查。潘汉年一案株连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在设备齐全,食物不菲,地上又铺着地毯的监房里,潘汉年的内心却十分孤独和寂寞。百无聊赖之际,他便用纸和笔抒发自己的情怀。一个除夕之夜,听着远处的鞭炮声,他挥毫写了《岁暮念妻》:

纵然废弃在人间,塑料原材岂等闲。

十里相思知何处,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同时期,他还写了“倘有罪千般,当先有见闻”、“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等诗句,对自己无端被关押感到愤慨。 [15]

谢觉哉生于1884年,是清末秀才,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首席大法官。到了1962年,这位年近八旬的首席大法官,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潘汉年也是一个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并向中央写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被捕。又过了一个半月,妻子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老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老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如今,有关此案的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已作古,只有彭树华健在,也已85岁高龄,他写成《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记下了这段耐人沉思的往事。 [16]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夫人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这对患难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但可以种花、钓鱼,可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们怕连累别人,一直没有进城。董慧在农场植棉,专心研究植棉技术,她的双手磨破了皮,磨出了血,但她从不吭声。对妻子的举动,潘汉年十分理解,这么多年的监禁生活,妻子有多少话语要向人倾诉,但看到丈夫的苦痛,她不愿再去加深他的痛苦。她只有借种棉花来医治内心的创伤。

这时,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到来了。

潘汉年对自己入狱已有所了解,他知道有人不会放过他们夫妻二人,那就是江青,因为江青丑恶的历史被他知道了,而且,董慧还是江青抗大的同学,对她的好出风头的轻薄行为还进行过劝说,如今,江青权倾朝野,当然不会放过那些曾有“罪”于她的人。狱中的看守按主子的意图,决心要从潘汉年身上打开缺口,不分昼夜的审讯,稍有反抗便拳脚相加……5年的审查,没有发现什么“新罪状”、“新问题”,但江青等人不会善罢干休,“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她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改判潘汉年为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江青、康生等人想亲眼看着潘汉年被慢慢地折磨,痛苦地死去。还妄想有一天,潘会低头向他们屈服,写出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来。

1975年5月,潘汉年终于走出秦城监狱,董慧也随着出狱。他俩被发配到湖南劳改农场,在那里,潘汉年夫妇度过了最后岁月。

农场的领导和群众对来改造的年老夫妻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上面的“大人物”。农场领导把他俩安排在一间20平方米的屋里,屋里除了木床,还有桌、椅。场员们还尊敬地称他们为“俩老”。潘汉年已近七旬,多年折磨使他患了多种疾病,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了农场,人们奔走相告。潘汉年说:“我早知道江青是坏人,但过去不敢说。”

“我一定要回来的。”潘汉年入院时用了“肖淑安”的名字,这是他曾用来迷惑敌人的化名。4月14日,在董慧要求下,她被允许看望潘汉年。就在当日下午7时54分,因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终于含冤病逝,终年71岁。他在临终前没留下任何遗言。

2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葬场火化,骨灰被埋放在长沙市火葬场金盆岭西侧半山腰墓地。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25。”

潘汉年这位“隐姓埋名”的英雄,直到他被埋在地下时,英名仍不能见天日!

两年后的1979年2月24日,董慧因高血压脑溢血病故于农场职工医院。据董慧的保姆说,董慧在潘汉年去世后曾说了一句话:他将来会复活的。

1981年3月,中纪委开始对此案进行复查。中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有关历史档察,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特别是李克农1955年向中央报告中列举有关潘案的五条反证,引起了人们重视,成为复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依据。中纪委有关负责人在阅读李克农的报告后,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农同志写出这样客观的报告是很不容易的。平反潘汉年的问题,李克农功不可没。 [17]

经过一年零5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3年4月15日,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1975年5月29日,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来了一对名声很大的犯人潘汉年夫妇。将潘汉年夫妇从北京秦城监狱移到湖南省的劳改单位,是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5月27日,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29日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乘汽车赶往江茶场。潘汉年夫妇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一年九个月。

江茶场位于茶陵县城以东七公里处的米筛坪。这天下午3时,潘汉年夫妇到达茶场,住进场部事先安排的两间小平房。这幢红砖白瓦的小平房,原为场部干部的男女洗澡间,一大一小,共有二十五平方米,屋外五米是热水间,左边是干部食堂。安排潘汉年夫妇住在这里,场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的打算是在犯人的狱房旁边单独盖两间房子,图纸也画好了。后来考虑到潘汉年是中央单独立案审查的重点对象,属敌我矛盾,却是毛主席明言“不能杀”的知名人物,公安部的信函中有“安置”的文字,当然他们不能和其他犯人住在一起。可还得考虑置于监管视线之内的问题,于是决定腾出这幢洗澡间。

潘汉年来时只随身带了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其余的衣物和书籍之类随后托运。可是过了十来天,东西仍未寄到。潘汉年找到甘副场长,反映了内心的焦虑:行李中有一箱《鲁迅全集》和一批诗词手稿,尤其那套《鲁迅全集》箱子上的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手写后刻出来的,他视之如命,一直放在身边。甘副场长决定由派出所副所长张孟良速去省城火车站查找,查找的结果是行李被寄到了湖北省一个叫“茶岭”的地方。场部当即要他赶往湖北。张副所长前后花了五天,才把几个木箱带回茶场。潘汉年向甘副场长等人连声道谢。

对潘汉年夫妇来说,这次移狱湖南,最让他们高兴的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他与董慧在秦城监狱是分别关押的,咫尺天涯,整整八年多了,两人还没有照上一面。丈夫太挂念妻子!妻子也无时不在心中思念丈夫!终于能够终日厮守,还有什么比这更喜悦的?

此时的潘汉年年已七旬,身体羸弱,且患有多种病。然而有董慧在身边,他感到心情愉悦多了。他知道自己政治前景十分黯淡,他最大的企盼就是能够与妻子在一起,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潘汉年比董慧大12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身香港名门望族的董慧,和许多立志于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董慧由党派回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两人志趣相投,从恋爱到结为伉俪。

董慧的日常生活大多数由潘汉年照顾。每天的饭菜,由潘汉年从食堂打回,冷水、热水由他打来;晚饭后的散步,由潘推着轮椅。特别是场部放电影,潘汉年总是推着妻子早早地来到场部大楼的坪地。更多的时间,潘汉年和董慧坐在平房里,或两人轻轻絮语,回首往事,或潘汉年阅读报纸、书籍,董慧静静地陪坐一旁。根据茶场场部派去帮助料理生活的黄菊贞老人回忆:潘汉年夫妇常在一起喁喁低语,好几回她只听清了“延安”两个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哀,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于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与潘汉年居舍仅有十余米之遥的甘副场长,以及他的爱人、茶场副教导员黄春莲等人,看到潘汉年常常独自而坐,面对茶园,也就是井冈山的方向,一副满腹心事的样子。是的,白云苍狗,世事多变。一些稍微了解潘汉年经历的人,都会对他最后的悲惨境遇感叹惋惜。

潘汉年夫妇移狱江茶场,生活上获得了秦城监狱不可相比的照顾,但政治上仍旧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不可自由通信,未经湖南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去任何一个地方。董慧虽有公民权,有通信的自由,可是每发出一封信,都要受到省劳改局审定,在江茶场也有内定的干部加以监视教育。尽管这样,场部的干部、职工对两个近于老态龙钟、行动上有些巍巍颤颤的老人,给予了一种越来越浓烈的同情和敬重。

场部考虑到董慧下肢行动不便,为减轻潘汉年的负担,选派了职工或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最早上他们家的是万亿林,接着是黄菊贞,后来换成王芝兰。场部医院的贾玉英医生时常来到小平房,问候潘、董的身体状况,送上药品。潘汉年去食堂打饭,大家主动让他先买,炊事员李光明、王福香总是把菜的情况介绍给他。逢到场部看电影,人们看到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走过来,纷纷起身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他们。就是甘副场长的老母亲,也时常走进小平房,与潘、董坐下聊谈一阵。潘汉年与董慧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极为宝贵的人世真情,这让他们饱受痛楚的心灵有了几分宽慰。

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之中。在怀着强烈的企盼等待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得上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等疾病,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贾玉英等医生向潘汉年提议:转到省城大医院去治疗。然而这件事不但场部决定不了,就是省劳改局、省公安厅也得通过公安部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如此经过一层层审批,一拖就过了近两个月,直到1977年3月中旬,才得到准许潘汉年去长沙治疗的通知。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潘汉年的后事料理完毕,董慧回到江茶场,更为寂寞孤苦。场部领导同情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选派职工家属王芝兰照料她。王芝兰知道董慧很喜欢孩子,常把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带来陪伴她,有时候与之同睡。聪明伶俐的海燕果然给老人带来了几分欢乐。

董慧在深深怀念潘汉年的同时,没有忘记为丈夫的平反纠错疾呼呐喊。她连连给中央有关部门、给专案组写信,呼吁复查潘的历史问题。她还几次询问场部领导:“我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被捕入狱前,只是宣布“停止党籍”,并未宣布开除,这一点她很清楚。

董慧的不幸遭遇牵动了她亲族的心。1978年5月,她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美、英、澳等地亲人的委托,从香港来湖南看望董慧。董锡权原打算直赴茶陵,可是被有关部门挡住,说只能在省城长沙聚面,董慧只有带着王芝兰来到长沙。姐弟在湖南宾馆聚首的五天里,董锡权于第三天极为庄重地表达了海内外亲人的心愿:恳求董慧回香港家中治疗。董锡权动情地落下了热泪:“人生一世,兄弟姐妹一场,我们得尽点责任。姐姐,同我们去吧。”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急救措施,终于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董慧死后不久,历史终于还他们以清白。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18]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指出:“潘汉年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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