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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汉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南朝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与儿子裴、曾孙裴子野被称为史学三裴。

裴松之为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南朝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

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最后进位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终年80岁。 [1]

《宋书卷六十四 列传第二十四》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正员外郎。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徵,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於仰止,道孚於来叶。”由是并断。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徵为国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司徒主簿庞遵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使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属承洪业,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水旱伤业,虽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礼,废而未,眷被氓庶,无忘钦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勖之,称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玄通,道契旷代,冕旒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纯,虑明扬之靡畅,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於雅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於是乎在。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谨依事为书以系之后。”松之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

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大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注司马迁史记,并行於世。

个人著作

为《三国志》补注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

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谬误之处,凡治三国史学者都熟知,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三国志》的补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

为其他书籍的补注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备异与惩妄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裴所较关注的问题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裴所引书数量和数目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作注新例的时间

元嘉六年也就是“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馀种,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1]

儿子:裴

裴松之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还有《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九州春秋》(司马彪撰)

《九州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记》,则分为《冀州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辅决录》(赵岐撰)

《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

《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传》注中说是张衡所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

《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

《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书》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

《神仙传》(葛洪撰)

《陈留耆旧传》

《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华阳国志》(常璩撰)

《华佗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

《嵇康传》

《嵇康集》

《程晓别传》

《费别传》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

《搜神记》(干宝撰)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

《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

《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

《万机论》(蒋济撰)

《汉纪》(张撰)

《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

《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

《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郑玄别传》

《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

《潘岳集》

《刘氏谱》

《刘别传》

《冀州记》(注:即《九州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襄阳记》(习凿齿撰)

《锺会母传》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

《礼论》

《庐江何氏家传》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1. 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九州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九州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

《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2. 同名著述

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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