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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已经消失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

辽国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

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说明了契丹人认可契丹为炎帝苗裔的说法。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所以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叫“老哈河”,也叫“土河”,两河流域孕育了草原上的文明。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从潢河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仙人,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历史学家根据这个传说和一些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契丹族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他们认为仙女和仙人所代表的分别是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两个原始氏族,一个以“白马”为图腾,居住在“马盂山”;一个以“青牛”为图腾,住在“平地松林”。后来两个氏族都迁徙到两河汇聚处的木叶山,他们联姻繁衍,他们的子孙繁衍成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以后的契丹族;也有一种说法说白马仙人和青牛仙女生下的八个儿子就发展成了后来的契丹八部。然隋朝时契丹分为十部。

契丹一说是东胡族的遗族乌桓部发展而来的。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灭东胡族。东胡灭亡后,一部居于鲜卑山,一部居于乌桓山,分别自号鲜卑族、乌桓族。乌桓所据之地,在辽河上游的西拉伦河(潢河)和老哈河(土河)流域。西晋时期发展为契丹。在之后相当长时期里,契丹保持八个部落的状态。这八个部落的名称,据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根据诸书参订为“悉万丹、何大何、具伏弗、郁羽陵、匹黎尔、吐六子、日连、羽真侯”。但直到北魏时期,他们仍然是“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战则同行,猎则别部”,各部“不相统制”。后来,隋朝和突厥都先后发动过对契丹的战争,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契丹开始形成松散的部落联盟,即“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由合符契”(《辽史》卷63)。在隋末唐初,契丹族便形成了以大贺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唐以契丹八部置八州进行管理。八州即“达稽部哨落州、纥便部弹汗州、独活部无逢州、芬问部羽陵州、突便部曰连州、芮奚部徒河州、坠斤部万丹州、伏部州二匹黎赤山”(《辽史部族志上》)这时八部的名称已和传统的古八部不同。唐太宗把象征权力的旗鼓赐给契丹酋长大贺氏摩会,表明唐朝对摩会的契丹部落联盟长地位的承认。大贺氏部落联盟从首任联盟长摩会起,至邵固止,共经历了一个多世纪(628年-730年)。在武周和唐玄宗时,契丹和唐朝发生了战争。经过战乱,契丹人口大减,契丹族又恢复了传统的八部制度,即“遥辇氏八部”。唐天宝四年(745年)即位的遥辇氏阻午可汗统治时期,几个显贵家族在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俘虏,加速了部落的分化,原八部的传统制度完全破坏,部落联盟长的权力长期控制在少数家族手中。(李春阳《试论契丹族的形成和部落联盟的崩溃》) [1]

契丹族一说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拉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称为元魏八部。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隋朝时一度分为十部,然部名亡佚,其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分为达稽,纥便,独活,芬问,突便,芮希,坠斤,伏八部。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根据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遗骸线粒体古DNA研究,选取了分属于北亚、东亚和中亚的14个现代人群与契丹人群进行对比,系统发育分析的结果显示:总体上契丹人群与北亚人群遗传关系相对较近,而与东亚和中亚人群的遗传关系相对较远。通过将契丹人群与古代的鲜卑、匈奴人群以及8个现代人群的遗传结构进行对比表明:契丹人群与鲜卑人群的遗传距离最近,而匈奴人群与内蒙古、外蒙古及布里亚特人群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近,与匈奴人群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这支持了契丹源于鲜卑之说 [2]

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常以名马文皮贡献北魏,并进行贸易。628年(唐贞观二年)契丹首领摩会率其部落背突厥附唐。此时,契丹已形成部落联盟,君长出自大贺氏。648年,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首领窟哥为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契丹有别部酋领孙敖曹,621年(唐武德四年)附唐。其曾孙万荣,武周垂拱(685~688)中为归诚州刺史,万岁通天(696~697)中,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并为唐营州都督赵文所侵侮,遂举兵杀文,据营州反,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之,借奚及突厥之助,始得平定。是后,契丹附于后突厥。715年(唐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来附,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重用胡人安禄山,结果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 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又归顺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

而8世纪中叶后,唐朝由盛转衰,无力顾及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到了9世纪末10世纪初,唐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

当时盘踞燕州一带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更为暴虐,所到之处“无少长皆屠之,清水为之不流”。刘仁恭穷兵黩武,规定男15岁以上,70岁以下,皆得自备兵粮从军,“闾里为之一空”,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而契丹西北面的两个强邻突厥、回纥,早已分别在8世纪中叶和9世纪中叶衰落。在契丹社会内部,如前所述,由于生产的发展,阶级分化也伴随着愈趋激烈,国家机制的一些因素已因时萌生。

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均表明,10世纪前后的契丹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把契丹社会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然而,当时作为联盟盟主的痕德堇可汗却“不任事”,在与刘守光父子争夺中,其子被俘,在“纳马五千以赎之”遭拒绝后,只好“乞盟纳赂以求之”,从此不敢南进。痕德堇对刘氏每岁秋霜落后烧其牧地草场,牲畜多饥死的暴行,反而“以良马赂仁恭求市牧地”。按契丹俗,为盟主者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应由他人替代。智勇善射的耶律阿保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契丹诸部盟主的舞台。

公元907年,契丹迭刺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取代痕德堇即可汗位。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声势浩大不同凡响。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公元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服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割让给契丹。

阿保机创建奴隶制国家后,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西打到甘州回鹘,东灭渤海国,南占幽云十六州。

926年,耶律阿保机回师途中病倒,其妻述律平称制。927年(天显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述律氏的支持下即位。930年(天显六年),契丹东丹(原渤海国)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耶律德光统一了契丹。944年(会同四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上表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于是率军南下。947年(会同七年)正月十日,攻克后晋首都东京,灭后晋。二月,以晋国称大辽,改年号为“大同”。因“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不遽遗诸节度还镇”大失民心而招中原人民反抗,无法巩固统治,四月,被迫引军北返,在河北栾城病逝。经过世宗,穆宗,景宗,一再发生争夺皇权战争。上层不稳,迫使穆宗停止了辽太宗、辽世宗一贯执行的南伐中原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事而消损的国力,与南唐、北汉联合对抗遂渐兴旺的后周政权。969年(应历十九年)二月,辽穆宗被侍人所弑。景宗耶律贤被推举为帝,改元为保宁。由于景宗勤于政事,重用贤臣如室、郭袭,使辽王朝出现了一阵清明。景宗对穆宗时谋反的皇族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上层比较稳定。景宗对外政策仍采不主动南伐中原、仅援北汉的方针。宋太宗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于979年亲征北汉,辽派数万兵支援北汉。三月,辽军在白马岭与宋军交战,被击溃,辽将耶律敌烈等人战死。六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辽朝改变战略,把主要力量用以固守幽蓟。赵光义乘胜进攻幽州,辽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宋军大败,赵光义仅以身免。

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萧太后与圣宗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持,无奈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前峰,辽将萧闼凛战死。辽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辽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并与西夏结好,从而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据局面。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两国各守旧界,此后不再有大的战事。

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崩,辽圣宗继位,尊萧绰为皇太后,摄政。时萧绰30岁,圣宗12岁,。萧绰摄政二十七年,后改嫁给韩德让。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国百姓富裕,国势强盛。1009年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国风貌,并且还反对严刑峻法,不给贪官可乘之机。实行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在位其间四方征战,进入辽国疆域的顶峰。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继业。到兴宗,道宗时期皇室内部政变频繁,各族人民反抗辽朝的起义连绵不断,辽王朝日见衰败。

1112年(天庆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今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宝石镇宝城村古城),召集附近的女真族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女真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从九月开始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1114年(天庆四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不将阿骨打当作大的威胁,但是此年所有他派去镇压阿骨打的军队全部被战败。

1115年(天庆五年)天祚帝开始觉察到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战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这场叛乱分裂了辽朝内部,旋辽军主力在步护达冈之战中70万大军全军覆没。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1116年(天庆六年)四月才被平定。但是在五月女真就借机占领了东京和沈州。1117年(天庆七年)女真攻春州,辽军不战自败。这年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建立金朝。

1125年(保大五年)二月,天祚帝在应州被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被降为海滨王。1128年,天祚帝病故,契丹和辽共历时210年,历经9位帝王。

公元1125年辽被女真族的金所灭。在辽朝即将灭亡之际,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200余人向北进入漠北地区的驻扎着辽国仅存的两万铁骑的可敦城,后为躲避金的进攻,依靠回鹘的支持,又向西发展,征服了今天中亚的广大地区,与当地的喀喇王朝(黑汗王朝)相融合。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建立西辽政权(即黑契丹Karakitai),又称“哈喇契丹”,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强国。西辽于公元1211年被乃蛮部王子屈出律所篡,1218年哲别攻破西辽,西辽遂亡于蒙古帝国。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民族融合

建立过219年辽王朝的契丹民族,自明朝以来突然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这一直是一个令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唐代末年,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机建立了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的辽王朝。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例如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从中足见契丹民族影响之巨。这一个显赫的民族,肯定没有在改朝换代之际被斩尽杀绝。

利用DNA技术研究民族源流问题是新兴起的尖端科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5年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并被批准。课题组成员有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教授、刘春芸教授、吴东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智超研究员、刘凤翥研究员、李锡厚研究员和内蒙古的齐晓光、塔拉、陈棠栋、李兴盛等。

研究小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墓葬如耶律羽之家族墓出土的契丹人头骨、牙齿和契丹女的腕骨中提取DNA。再去云南保山地区取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还去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和其他旗、县取达斡尔、鄂温客、蒙古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从血样中提取DNA。然後经过DNA测序等一系列研究程序,终於得出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後裔。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後裔。这一结论令相关族群尤其是“本人”甚为满意。

事实上,此前关於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著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於其他民族者,莫衷一是;而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阿、莽、蒋姓的“本人”自称是契丹後裔,分属十来个民族,也一直极为迫切要求澄清他们的来历。

至此我们终於明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徵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他们被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著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人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好比扔在大海的一块冰,被当地人同化了。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著原来民族的记忆。

辽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前期由于国力主要用于向外扩张,采取奴隶制的掠夺式经济,使辽初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直到辽圣宗时期,辽朝的经济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无疑是封建化改革的结果。辽朝得燕云十六州后,对中原制度进一步吸收,汉制逐渐完备。辽国的医学成就也很显著,其针灸、切脉诊法、妇产医科、尸体防腐等技术都具有较高水平。

契丹族的社会生产,大致以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前后为一分界线。在此以前,主要从事游牧,辅以狩猎,过着食兽肉,衣兽皮,车帐为家的生活。旧史有云:“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游牧经济使契丹人拥有一支剽悍劲疾的武装力量。到了遥辇联盟末期,原始的粗放农业已在迭刺部中出现。契丹国建立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均有很大发展,为契丹国东征西讨提供了物质基础。契丹国200多年内,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占着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的重心在南部,畜牧业生产的重心在北部,处于中间的奚族故地则为半农半牧区。就其地位说,则前后有差别,大体说来,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中期即辽太宗耶律德光以后至圣宗隆绪前期,是处在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阶段;晚期即圣宗中期以后,农业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契丹人经营的,主要还是畜牧业。 契丹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由于燕云地区大批逃亡或被掠汉人的进入,带来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在今滦河上游一带开垦了许多田地发展起来的。阿保机能统一契丹诸部和建立契丹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里的农业生产为后盾。取得辽东地区和灭亡渤海国后,获得了农业有相当发展的第二个农业生产区。

938年(辽会同元年),耶律德光从石晋王朝割得人口稠密、农业有高度发展的燕云十六州,使契丹国又增加了一个富饶而广阔的农业区。正是由于上述地区的农业生产为契丹贵族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丰富物品,激发了广大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加之契丹国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农业便在契丹社会内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契丹人的分布区,均为干旱少雨之地,故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麦、糜、黍,亦从回纥人引种了“回纥豆”和西瓜。契丹农业的水平,以下一些数字可帮助了解梗概。977年(辽保宁九年),景宗为援助北汉,曾“赐粟二十万斜”(20万斛粟可能为南部或西南部汉人生产)。圣宗时耶律唐古因在胪朐河“督耕稼”有方,被调屯镇州(治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东青托罗盖古城),“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由于辽圣宗积极倡导农业,经过兴宗、道宗两朝,契丹农业进入鼎盛时期。其间,因粮食有余,东京道和上京道的50余城以及“沿边诸州”,都设立了储粮备缺的“和籴仓”,每仓大略储粮有“二三十万硕”。当然,由于契丹人的居住地区皆少雨和无霜期短,畜牧和戍边占去很多劳力,许多从事农业的契丹户又为半农半牧,故对契丹人的种植业所达到的水平,不能估计过高。

畜牧业是契丹人的传统产业,向以畜牧、败渔为稼穑。922年述律后谏止阿保机南攻镇州云“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反映了契丹国初期,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居首要地位。由于畜牧业的兴衰不仅与经济生活有关,且“滋蕃群牧,务在戢兵”,直接对其兵力的强弱,国防的巩固有影响,故契丹统治者建国后在积极引进汉族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推进本民族农业发展的同时,亦未放松对畜牧经济的发展。

1086年(大安二年),道宗耶律洪基因马匹“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升爵,可见其对畜牧业重视的情况。

畜牧生产有公养。私养两种。公养即所谓“群牧”,契丹国设有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下设太保、侍中、敞史等官员管理群牧生产;私养即契丹部民的家庭畜养。畜牧业的全面发展情况,时人没有留下记录。从上述仅官马一项就达到100万匹,可见官养和私养的羊、驼、牛、猪的数量,一定相当可观,特别是作为契丹人肉食的羊,数量当在马匹之上。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有两个因素应该谈到:掠夺邻近民族的牲畜和被征服的属部、属国的纳贡。阿保机在建国前攻克河东、代北九郡,一次就掠回牛、羊、驼、马十余万。建国后,西征突厥、吐浑、沙陀诸部,又获“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

919年北伐乌古部,掠得“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后来,由于周围诸游牧部族均先后被征服,通过战争掠夺变为从纳贡中获得。规定东丹国年贡马1000匹,女真、直不姑等10000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20000、匹,西夏、室韦、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俪等各300匹。。契丹统治者遇有籍口征伐,他们是从来不放过掠夺牲畜的机会的。如圣宗时,耶律斜轸等征女真,一次就掠马20余万匹。上述获得的牲畜,被置于群牧司喂养。

契丹畜牧业的发展,从建国至圣宗时一般讲来是比较平稳的,后来有过起落。影响畜牧业下落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辽朝由盛转衰,国有群牧管理松弛。道宗时,马群太保肖陶隗曾上书:“群牧以少为多,以无为有。上下相蒙,积弊成风。”经过整顿后,牲畜才“岁以蕃息”。二是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牧场缩小,1075年(辽大康元年)耶律乙辛请赐牧地,时为群牧林牙的耶律引吉说过,“今牧地褊陋,畜不蕃息”。三是暴风雪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死亡。历史上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几次是在1082年(辽大康八年),因大风雪,“牛羊多死”。次年四月,又因大雪,“马死者十六、七”。肖陶苏斡在辽道宗乾统年间任漠南马群太保,因“大风伤草,马多死”,被免官。由于契丹人经营畜牧业一直是令“其自就水草”,马“蹄毛俱不剪剃”,未越过自生自长阶段,无防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能不使其畜牧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镇。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钵(契丹语“行宫”的音译)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使汉人为其开垦农田,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被并列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词,也有清新优美之句。

辽代盛行佛教,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和佛画,河北丰润县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契丹的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县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

辽的医药久负盛名,《脉诀》和《针灸书》中的治疗方法至今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汉字创造了两种类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契丹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建立的辽王朝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曾参照汉字的形体结构,先后创制了两种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得大小,而是因为创制时间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强弱。先创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备的称大字,后创制的拼音形式比较完备的称小字。

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都是大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据史载是皇子迭刺创制的。解放后,辽宁锦西县狐山辽萧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义县、建平县所出土的铜器、银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这种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几百年,但因通读不易,所以并没有深入民间,可是,它极大地影响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汉人迥然不同。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裤脚放靴筒内。女人袍内著裙,亦穿长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带,上挂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饰件,还有随时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发型怪异,无论男女皆髡发。男子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别处的头发全剃光。妇女仅剃沿前额边的头发。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婚俗特点是娶亲不论辈分,近亲结婚、离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贵族盛行厚葬,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大贵族墓葬,出土的两套有金花银枕、鎏金银冠、金面具、银丝网络、金花银靴组成的殡葬服饰,完整的体现了贵族的殡葬习俗。耶律羽之墓室豪华富丽,天下奇珍瑰宝尽汇其中。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蒙古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汉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

名人事迹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国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人。李光弼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初,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众10万进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满万人,先在城外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数十万,加固城垒。当敌攻城时,用大炮发巨石猛击,还暗掘地道陷敌,不断袭击叛军,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击,大败蔡希德,歼其部众7万,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证了唐军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史思明军突然渡河,陷汴州(今开封),逼洛阳。李光弼因兵力悬殊,乃弃洛阳,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威胁叛军侧翼,使其不敢西进。随后伺机出战,挫败了叛军对河阳三城的进攻,歼敌2万。  上元二年(761),朝廷强令收复洛阳,他不得已而出兵,当时叛军尚锐,加之大将仆固怀恩违反节度,因而兵败邙山(今洛阳北),退保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后复任河南诸道副元帅,出镇临淮,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配合仆固怀恩等收复洛阳。他曾参与镇压浙东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广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郁而死。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蒙古族研究专家陈乃雄先生曾亲临保山,详细考察了当地家谱、地方志和传说,并将326个“本人”的语词与多民族词语进行比较,发现其中100多个属于阿尔泰语系,验证了“本人”语言与达斡尔族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的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并将其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可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社科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凤翥、陈智超研究员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杨焕明、刘春芸教授等专家合作进行“分子考古学”课题研究时,将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为重要内容。课题组先从达斡尔、鄂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样,然后南下云南保山,从“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样,又取道四川乐山,从正在那里展出的内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块标本。课题组完成对契丹遗骨、达斡尔人、蒙古人、鄂伦春人、汉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测序后,进行了严格的比较检测,最终得出结论,在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与契丹人拥有最近的遗传关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为契丹人的后裔。追随女真蒙古四处征战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国各地。

金灭辽后,许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边疆,修筑抵御蒙古进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随后就驻防在那里。金灭后,部分驻防的契丹人在战乱中向北迁移,保持了相对大而完整的族群,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达斡尔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战的契丹族人的后裔。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辽皇室耶律秃花的统领下归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孙耶律忙古代随忽必烈灭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记载的施甸长官司阿苏鲁,凤溪长官司阿凤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孙,阿苏鲁也被当代“本人”视作祖先。经过740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万人。在繁衍过程中他们和当地民族不断通婚,所以同达斡尔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要稍远。

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Китай直译过来是“契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俄语名称,直接翻译过来是“契丹人民共和国”。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认为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契丹民族对世界的影响。契丹族现在早已从地球消失,契丹人大多融入汉族。但直至今日契丹的影响仍然横跨欧亚。“契丹”作为中国通名的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经成为华北主要各族(契丹、汉人、女真、渤海等)的通称。《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旧时高丽、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两本非常重要的教科书。《老乞大》全书采用会话的形式,记述了几个高丽商人到中国经商,途中遇到一中国商人后结伴同行的经历,以及到大都(北京)等地从事交易活动的全过程。其情节连贯,内容广泛,涉及旅行、交易、契约、宴饮等各个方面。全书采用口语写作,是研究元明清时期北方汉语最直接的材料。关于书名“老乞大”,学术界普遍认为“乞大”为“契丹”的音转,契丹指当时的中国,因此,“老乞大”即“老中国”,也就是“中国通”的意思。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的写法,是汉语“胡同”。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辽金元以后北方人语言已经受各族语言深度混合。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人学“汉儿言语”的教材要叫《老契丹》而不叫《老汉子》《老唐子》。从这种“汉儿言语”中发展成了如今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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