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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即“人均GDP”,常作为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

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加客观的衡量,经常与购买力平价结合。

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和2012年分别为5577美元和6264美元,2013年为6995美元,2014年为7595美元,2015年为8016美元,2018年为9800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665美元,比上年增长6.3%。 [1]

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比上年增长6.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4644元,比上年增长6.1%。 [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产出(GDP总额,即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总额)/总人口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核算期内(通常为一年)实现的生产总值与所属范围内的常住人口的比值(当前流动人口成为全国或地区经济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忽视,故用户籍人口作为比较指标是不科学的)。

2005年12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一项重大的经济统计计划所获得的数据重新发布了中国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5.98万亿元人民币,比预期增加预期16.8%。此统计过程世界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根据这项统计,中国农业的比例占13.1%,工业比例占46.2%,服务业比例上升到40.7%。造成中国2004年经济数据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是由于本次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经济普查)中发现漏报的第三产业经济总值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

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简称GNP)。一个国家常住机构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这个国家的常住机构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机构单位。同时,国外生产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机构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国(地区)全部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地区)领土范围内,包括本国居民、外国居民在内的常住单位在报告期内所产和提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国内生产总值,从生产角度,等于各部门(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从收入角度,等于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之和;从使用角度,等于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之和。以上三种情况,从计算角度来看,分别可以称为生产法(亦称部门法)、收入法(亦称成本法)和使用法(亦称最终产品法),三种方法理论上计算结果相等。 [3]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地区)外净要素收入之和,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包括本国(地区)居民在国(地区)外创造的价值但不包括外国(地区)居民在本国(地区)创造的价值,它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强调地地域概念,强调的是国民的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就是国内生产净值,即国内生产净值包括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和劳动者报酬,上述三者基本上能反映最终的成果和服务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是反映整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常被使用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注视的国际统计项目。反映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统计数字是本地生产总值(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及本地居民生产总值(GNP, 即国民生产总值),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

两个统计数字都涉及生产的概念,是指投入资金、劳力及企业精神的结果,所以纯从资产价格变动而取得的利润并不计入。另外,关于本地居民是指所有以该国家或地区为经济利益中心的个人及机构,与其国籍及资金来源地无关,所以本地居民亦包括长期在该地区工作的外来劳工及外资分公司。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会经常被比较,除直接比较外,亦会计算人均的国民收入,以增加其可比性。而不同地区的国民收入通常会以本地货币计算,所以需要以当期的汇率先作转换,另外亦有一些做法是以购买力平价作转换,以避免可能汇率的扭曲。

另一方面,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国民收入亦会经常被比较,通常不会直接比较,而是会扣除价格变动后,计算出固定价格或实际国民收入,才作比较。至于未扣除价格变动的国民收入则称为当时价格或名义国民收入。

还有,国民收入亦会被用于反映该地区居民的富足情况,但是有其限制。芯片,设计,版图,芯片制造,工艺,制程,封装,测试国民收入并没有包括不在市场进行的生产,如家庭主妇的生产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并没有反映资源的投入,如长工时的投入及大量天然资源的使用并没有计入。

国民收入只反映当期的收入,并没有反映累积的收入。

国民收入没有反映收入分布。

三指标除以总人口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

2012年8月15日,统计局发布了《新世纪实现新跨越 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

数据显示,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0.1%。

此外,报告指出,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

2016年3月1日凌晨,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增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6.0%;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8.3%。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9351元,比上年增长6.3%。全年国民总收入673021亿元。 [5]

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经初步核算,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660元,比上年增长6.3%;全年国民总收入825016亿元,比上年增长7.0%。 [1]

北京居前列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03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736元,实际增长7.6%。前三季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48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454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6%。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分析指出,农村居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同比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出现了微弱的缩小趋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北京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处于全国的第一方阵。 [4]

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总量达到13777.9亿元,人均超过1万美元。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数据显示,全市经济“十二五”开局良好,2011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实结果为16251.9亿元,同比增长8.1%。

北京市统计局透露,1-3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678.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7.5%,增幅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曾指出,按常住人口计算,2011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643美元,依照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富程度标准来看,12643美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档的上限,说明北京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已经接近富裕国家。从国际一般经验看,人均GDP达到这个水平后,经济发展增速将呈现放缓趋势,经济结构也将出现调整,今后北京也将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包括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等。 [4]

2011年2月17日,阎学通教授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发表《警惕人均GDP的误导》一文,对国家发展构建合理指标体系很有意义,但对人均GDP的合理价值缺乏一定的认可。在反思各种错误GDP观念时,我们既要警惕西方流行的人均GDP观念的误导,又要正确认识人均GDP的合理价值。

首先,除资源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一方面,就中日比较而论,人均GDP虽不能正确反映中日两国综合国力,但确实表明日本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口寿命以及环境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中国,尤其是日本城乡发展的相对均衡以及农村农业基本上“水旱无忧”的抗灾能力与抗灾水平,更是让中国望尘莫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农业的滞后发展恰恰拖了我国人均GDP的后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最终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以阎教授提出的2009年人均GDP排名前八位的卢森堡等经济体为例,尽管它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能与排在第137位的印度相比,但是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指标而言,卢森堡等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城乡均衡发展程度却是印度所不可企及的。

其次,人均GDP本身具有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含义。人均GDP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构成了一国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事实上,强调人均GDP的国家,一般也比较注重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程度。人均GDP观念及其人均GDP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其社会建设方面的投入取向、投入能力与投入水平。

再次,人均GDP与工业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内在联系。据亨廷顿分析,在一定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社会安定、社会和谐成正比。发展理论也把人均1000-3000美元认定为工业化起飞阶段,4000-600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工业化起飞后,相对于传统社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尤其在人均GDP达到4000-6000美元时,一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进入高危阶段。但人均GDP一旦达到6000-8000美元,尤其在8000美元以后,除阿根廷以外,基本都进入一种新的社会稳定状态。阎文提到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的法国和意大利似乎并不比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36个国家更稳定,显然混淆了国家基本政治稳定与领导更换政府更迭之间的巨大差别。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不抱偏见,应该承认,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这种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某些不稳定表现,与转型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不稳定,存在本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国内外知名的发展理论研究者中,即使最推崇人均GDP指标的人,也只是把人均GDP作为某种发展水平、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标之一,并没有谁把人均GDP简单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人均GDP虽然具有虚拟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虚拟经济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全盘否定虚拟经济,更不能由此把虚拟经济作为否定人均GDP的依据之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学界内外在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后,主流意识都强调人均GDP的重要性,是一种必要的戒骄戒躁、理性清醒和自觉,与日本强调人均GDP以自我安慰、自我肯定显然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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