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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

《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士庶。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 [2-3]

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则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4] [5]

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2] [4] [5]

三十二卷本《日知录》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6]

《日知录》,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是作者积三十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旨在资治,“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内容大体可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成书宗旨,涵括了作者一生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提出“盈天地者,气也”等思想,不少论述,切中时弊。 [2] [4]

顾炎武曾把创作《日知录》比作“采铜于山”。他自言,这时代的人写书,就像这时代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这样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两边都没好处。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2] [8]

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 [5]

《日知录》的主要版本有:1670年(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经义斋刻本、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录之馀》)、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历代注家甚多,据清人黄汝成统计,多达九十余家。一时大家如惠栋、江永、戴震、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纷纷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为人瞩目者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黄汝成。其以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为底本,以阎若琚、沈彤、杨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解,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刊行。 [8]

综上所述,《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 [8]

一为1670年(清康熙九年)顾炎武自刻本,八卷。此为顾炎武手定的《日知录》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顾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迹,且因其刊刻时间早,流传稀少,常人难以得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有《日知录》1670年(康熙九年)刊本,弥足珍贵。 [8] 北京大学图书馆亦馆藏有八卷清稿本,取校康熙初刻八卷本,文字互存异同,颇有研究价值。 [10]

一为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这个系统是顾炎武手定八卷版付印后,仍对日知录地不断地扩充修改而来。顾氏去世后,其门人潘耒据其手稿,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是为三十二卷本,包括经义斋刻本和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一般认为,此本潘耒有就顾炎武《日知录》遗稿作删削整理。潘耒是顾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录》,学界认为最能保存和反映顾炎武的学术思想。 [8] [10]

一为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黄汝成以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注释之大成,博采诸家之长,成《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便利的本子。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日知录》的评价是:“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5]

其实,《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2]

《日知录》中,顾炎武强调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2]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 [2]

《日知录》体现了顾炎武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后人仍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2] [8]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字“亻庸”),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时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少年时参加“复社”反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又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失败后,曾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寻访风俗,尤治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垦荒种田,纠合同道,不忘兴复。顾炎武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在哲学上,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等。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权而治。在音韵学方面,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有承前启后之功。在文学上,要求作品为“经技政理”服务。其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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