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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明代台阁体诗文三位杨姓代表人物)

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三人均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位至台阁重臣,正统时加大学士衔辅政,人称“三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艺术上追求雅正,流于平实。永乐至成化年间,明代文坛几乎为台阁体垄断。时人咸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又以居所,称士奇为“西杨”、荣为“东杨”、溥为“南杨”。

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杨士奇、杨荣、杨溥。

杨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杨荣(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1372~1446)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

杨荣、杨溥、杨士奇担任内阁成员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时期的内阁被称为“三杨内阁”。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在三杨影响下宣宗颇能勤政爱民、信用贤良,内阁阵齐强大而高效,配合完美。洪熙与宣德的11年间,在内政上极可称道,天下清平,是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虽然无愧贤君。其武功则未能相称。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对财政造成了一定负担,边疆事务也让政府颇感繁杂,而宣宗对此常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

大明共二直隶,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后,放弃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为宣宗一大罪。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虽屡有叛乱,但成祖以大军一往,都旋即扫平。20年以来、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云南、贵州之下,忽然弃之,天下震惊。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宣宗虽知道其诈,但仍决定借此息兵.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废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请封黎氏。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

帝国放弃交趾后,对南洋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外番多不来朝贡。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郑和出师海外,是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大明的远洋水师逐渐衰微,飘扬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帜,渐成幻梦。并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旧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继被灭或叛乱。

东北方向在成祖时期开拓极远,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辖区远至南西伯利亚,其地极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乱。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弃开拓西伯利亚的计划,内迁奴儿干都司于三万卫(今辽宁开原)。于是帝国在东北方向的扩张停滞,大致为直接管理辽宁,而对以东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卫所制度进行统治。至明末女真兴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责任焉。

宣宗以休养生民为念,不再继续发展成祖的扩张事业,不能深责,但其大规模的收缩,自当时观之或以为是节财省事的好办法,自世界发展史而言,已可谓铸成大错。宣宗当然不知道地理大发现的意义,但汉代王符的名句“虽尽东海犹有边”(放弃边疆地区以求免边祸,虽然退到东海也还是会有边疆),他应该读过,在天下全盛之时施行收缩政策,令人遗憾。 [1]

明代张志淳《南园漫录》恢复了麓川之役、猛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记录正统年间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贤撰《古杂录》,“谓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逞忿,(王)骥阿其意。”出师征麓川,是一大失误,这是明代国史记录中的普遍观点。张志淳的观点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于久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43]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根据永昌历史事后的实际效果,肯定麓川之役,这是张志淳的高明之处。卷七《缅种贵》、《猛》记录了成化年间处理猛叛变木邦之事。此条针对何乔新而作,且是《南园漫录》刊刻的直接动因。“适见广昌何公乔新集所载抚夷录谬甚,然后知奸邪矫诬,足以欺一时矣,而其术又足以假名臣闻人,文其恶而惑后世,用是刻以久之。”[44]今所见何乔新《椒邱文集》没有《抚夷录》,仅云南参议郭绪(1445-1508)有《抚夷录》[45]。进一步查阅,《椒邱文集》卷20有《都宪程公平蛮录》,详细记录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抚猛、木邦之事,应该是张志淳所谓“抚夷《录》”。在何乔新《都宪程公平蛮录》中,程宗是一个抚夷英雄,亲自过南牙山,见猛首领曩罕弄,“移檄木邦、孟养,令各以所侵村寨归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启衅……群夷遂相辑睦,公之功也”。而张志淳的观点正相反,称程宗是非颠倒,满足反叛之猛要求,打压木邦、孟养,结果,猛高兴,而“孟养诸蕃大失望”。由于得到政府支持,猛胃口大开,进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后,两族仍交恶不断。张志淳“目击耳闻者于此”,于是“撮其概”成《猛》一文。最后指出,“夫猛之失,萌于毛胜,盛于钱能、王举,而成于万(安)、程(宗),终使再无以善其后。如此不识史书,其事可能不误否?” [2]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考察编纂工作,发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在当时的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明争暗斗中,杨士奇成为坚定的太子派,后来终于将朱高炽推上了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自然,杨士奇备受仁宗的信任与恩宠,并在仁宗去世后,继续成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顾命大臣。正统九年,杨士奇去世,谥号文贞。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建文二年(1400),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恪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明永乐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发丧。他们用锡铸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发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正统五年,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他和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朱高炽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宣宗即位后,杨溥进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要。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正统十一年,杨溥去世,谥号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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