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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战役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以明朝攻围后金,后金防卫反击的形式发生,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战役以明军大败而告终。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后金是居住在中国长白山一带的建州女真在晚明时建立的政权。北宋末期,女真完颜等部建立金国,从东北进入黄河流域,另一些部落仍留居东北。明初,这些留居东北的女真部落主要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1583年至1588年(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六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统一建州各部,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控制了东临大海(今日本海)、西界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等广大地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确立了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军制。八旗士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开始时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又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女真人分编在八旗中,每旗可出兵七千五百人,共有兵力6万余人,其中主要为重步兵。此外,还修筑了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等城堡,补充马匹和战具,屯田积粮,积极备战。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 [1]

明朝统一中国后,在东北设官置治,建卫设防。万历时从鸭绿江至嘉峪关设置“九边”即九个重镇,其中辽东辖今辽宁大部地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糜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

在明与后金对抗中,居于开原附近的女真族叶赫部,为避免被努尔哈赤吞并,依附明朝,反对后金。鸭绿江以东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倾向于明朝。蒙古察哈尔部,住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承德之间,与后金对立,但同明的关系也好坏无常。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与住在大凌河以北的蒙古喀尔喀部,倾向并依附后金,常与后金配合,袭扰辽东。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农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政治腐败,守备分散,军队战斗力差。 [1]

参见词条:抚清之战、七大恨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正月,后金努尔哈赤趁明朝朝廷党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农历二月,努尔哈赤召集诸臣讨论用兵方略,决定先打辽东明军,后并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农历三月间,后金加紧秣马厉兵,扩充军队,修治装具,派遣间谍,收买明将,刺探明军虚实。在经过认真准备和精心筹划之后,努尔哈赤在农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后金国(建州女真)的七大罪状,率步骑2万向明朝发起进攻。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等地接连失陷,让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得到二十多个寨子。听说有明朝的军队来了,这才回去。明朝的杨镐派遣使者去后金商议罢兵,努尔哈赤回覆书信拒绝。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约87000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000人,共约11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由于明朝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明神宗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 [2-3]

明朝方面

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

明朝兵力方面:

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发精骑约三万;

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四处,发兵共约两万五千人;

四川、广东、山东、陕西、北直隶、南直隶,发兵共约两万人;

浙江发善战浙军步兵四千;

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各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

明军总数约八万六千人。与盟友海西女真叶赫部军一万人,朝鲜军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

具体部署是: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总兵马林率1万5千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的主力部队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兵2万5千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率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另外,总兵祁秉忠,辽东将领张承基、柴国柱等部驻守辽阳,作为机动增援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蒙古各部;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杨镐本人则坐镇沈阳,居中指挥。时杨镐奏上“擒奴赏格”经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明神宗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又诏令叶赫贝勒金台石、布扬古若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若擒斩其余努尔哈赤的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

原拟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同月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农历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

后金方面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制明军西来之路。

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6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1]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明朝刘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杜松率领明军主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努尔哈赤接到奏报以后,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努尔哈赤说:“大明军队确实来攻打我们了,我们南方已有驻兵五百人,就用这些军队抵御南方的敌军吧。这是明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们故意让南方的军队先让我们知道,这是要引诱我们的军队开向南方,他们的主力大军一定会从西边抚顺关的方向来进攻的。我们要先打他从西边来的军队。”

努尔哈赤命令诸王贝勒和大臣领城中兵出发向西迎敌。军队正行进的时候,哨探又来向努尔哈赤报告说:“东南方向从清河城那条路上又有明军队兵来了。”努尔哈赤说:“清河城方向这一路虽然有军队,但这条路地形狭隘险峻,他们不可能很快赶到,就让他们自己来吧,我们先到抚顺关迎击西面的敌军。”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万5千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将过中午,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后金驻吉林崖的守军在援军的配合下,也打败了进攻之敌,明军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都在战斗中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 [2]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不利。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的夜里,明朝北路军由马林率领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马林为保存实力,环营挖掘三层堑壕,将火器部队列于壕外,骑兵继后。又命部将潘宗颜、龚念遂各率万人,分屯大营数里之外,以成犄角之势,并环列战车以阻挡敌骑兵驰突。

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去尚间崖方向迎击马林军。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二早晨,马林军队刚要拨起扎营的器物准备向南进军,发现努尔哈赤率领的军队到了,就率军队重回宿营地重新扎营布列战阵,阵列方形,营地四面昨夜挖有三道壕沟,壕沟外排列大炮,放炮的兵皆徒步站立炮后,大炮的外层,又密密排列一层骑兵,骑兵的前面再排列火枪队,其余众兵都下马,进入三层壕内的营中列阵。

后金军先派一部骑兵横冲明将龚念遂营阵,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击败龚军。到中午12点的时候,努尔哈赤赶到了马林所扎大营的地方。

马林营地的东边有一山。努尔哈赤说:“我们的士兵应当先占东边山上的高地,从山上居高临下的向西方山下的马林军的军营冲击,我们就能把马林的军队打败”。于是努尔哈赤率亲卫军及二旗众兵全体离营向东,来到东山南坡山脚下,准备从南坡登山。

这时马林与后金军对峙一上午后,见后金的援兵已到,在帅旗下聚集起来的兵加起来也不过二旗再加四五千人,他认为后金的兵总数也就这些了,加上后金兵离营移军向东,队不成列,于是马林决定主动出击决战,他命令营内士兵出营与营外的骑兵和火枪队汇合,大军主动向位于明营东边的后金军队发起攻击。

努尔哈赤在山上向西看,见大明营内军兵与营外壕外的军兵汇合,努尔哈赤就说:“这样子是明军要来主动攻击我们了,不用登山了,可以下马跟他们徒步作战。”代善就从山的左侧,也就是南坡下山到山脚下,命令他的二旗士兵下马准备步战。下马的人才四五十个人,大明军队就从西面来攻上来了。代善对努尔哈赤说:“我应当领兵前进。”随即策马迎敌,直杀入明军的队伍中。随后诸贝勒与各位率兵的台吉等分别投入杀明兵,两军混战,明军败退,进攻的明军被杀大半。

这时,追杀龚念遂部逃兵的六旗兵战斗结束,急急忙忙赶来了,看到两军正战,这六旗兵先到的不等后面军队到来,也来不急整顿队伍,直接攻击明军马林的大营。马林军营中士兵放枪接战。满州兵射箭冲击,在东面和南面两路夹攻之下,大明军队抵挡不住进攻势头,大败而逃,满州军兵乘势追杀,击破潘宗颜部,北路明军大部被歼。明军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仅自己率数人逃走。 [2] [4]

明朝刘所率的东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迎击刘军。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三,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速进。

刘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

三月初四,明军东路刘铤军从宽奠出发时,后金东边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刘铤率军一路上攻占山寨,将瘸子、瞎子等不能动的人杀死,一路向前进军。刘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2] [4]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没有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在三月初五,慌忙传令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后金设宴款待他们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并且修书给朝鲜国主光海君。 [2]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朝鲜王朝的光海君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农历五月,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直至后来仁祖反正。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寨战事失利消息传至明朝都城顺天府(今北京),顺天府米价立即陡涨。

明军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被拘押,崇祯二年(1629年)被处决。杜松与刘已死于战场,马林也于3个月后在开原战死,明军四路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言官弹劾。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2]

萨尔浒战役,除李如柏军撤走未遭惨重损失,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到天启年间,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完全陷入被动,局势万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方面由防御转为进攻。明朝最后失去大部份辽东领土,山海关以外仅余少部份土地如锦州、宁远、杏山、塔山等地,直到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开始建立在全国的统治。 [4]

《清史稿》:“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於岐、丰,无多让焉。”

乾隆帝:“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谨依实录。叙述其事如左。”“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争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陈康祺:“载在琅书,千古无对矣。” [5]

蔡东藩:“不才何事令专征,二十万军一旦倾。从此辽东无静日,庸臣误国罪非轻。”

萧一山:“是役也,明倾天下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分道深入,使之不能兼顾。而努尔哈赤以八旗六万之众,先破其一路,五日之间,全军皆败。金士卒仅伤数百人,而所获则以巨万计。明清之兴亡,此亦最大关键也。”“综观此役,明之兵数,实逾金军,然分全军为四路,则其势必弱;而况杜松轻渡浑河,两分兵力,乃明师失败之最大原因也。使努尔哈赤不审敌情,分兵拒敌,则胜负之数,仍未可知。讵知决策明智,集全力以西向;界藩之援,不从众议,乃能操胜券于目前;此又金兵致胜之最大原因也。盖明之枪炮火药,金实无此利器;不以士马合围,藉壮敌忾,则烽烟之中,殊非矢石可比耳。努尔哈赤即利用明之分,而己则以合克之,此其所以致胜也。此战称萨尔浒之役,与以后皇太极崇德间松山之役并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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