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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吸收十八大成果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文明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消费模式。”“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2]

世界背景

以联合国的三次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世界有关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四个模型。了解这些阶段以及思想和政策的演变,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了解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和生态文明观念的国际意义。 [3]

过去5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2-1972年的环境问题提出阶段,1972-1992年的可持续发展与三个支柱的阶段,1992-2012年的绿色经济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阶段。 [3]

贯穿过去50年理论和政策演变的中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3]

依次深化的理论和政策模型可以概括为四个。一是环境与发展的二维模型,强调资源环境可以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模型,强调发展需要注意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三是绿色经济的四面体模型,强调绿色发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治理;四是发展质量的三个层面模型,强调好的发展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资本产业利用。 [3]

发展模式

中华民族生态文明发展模式是一个必然实现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从人类世界历史生态、文化生态和现实生态出发,在生态全球化背景下,以提升人格文明、生态文明、产业文明为发展方向;以发展宪政、优化体制、优化结构、促进公民意识和认知水平;以真诚的民主来反映公民的社会存在,建立社会公众信仰及其相应的伦理精神的法制秩序,让社会各阶层利益公开自由的表达权利以期让社会真理能够真实的公共表达;将人格质量的提升放在国民教育的首位,来提高人在群体公共事物中的智慧能力;将生态文明发展放在战略首位,来提高文明产业化社会的上升能力;将未来优先的战略放在国家建设的首位,来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产业能力;将公众人本信念及其相应的伦理精神的法制秩序放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首位,让国际社会各阶层利益公开自由的表达权利以期让社会真理能够真实的公共表达,来提高联合国维护和尊重人的能力,走生态文明发展的国家发展道路。 [4]

长江上游云南段生态环境趋好。

以规模连片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长治工程”,在云南段取得显著成效:沿长江上游30个县市624条小流域范围内的1.5万平方公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减少2098平方公里,人均占有基本农田由0.89亩增加到1.21亩,各种类型的地质灾害得到相应控制。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地质构造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其中云南境内河段流域划定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达4万多平方公里,是全省水土流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频发区和重灾区。国家实施“长治工程”后,将云南30个县市列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加大投入,多方协调,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着手,开展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改造。

流域内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积极探索新的投入机制,鼓励包括企业、个人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通过拍卖、承包、租赁、参股合作等形式,投身和参与荒山、废弃地以及地质灾害治理与开发,使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从政府包办逐步转向全社会关注,多渠道、多层次增加资金投入,从而大大加快了防治步伐。最新遥感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长江上游云南段土壤侵蚀面积较治理前减少了2098平方公里,危害较大的地灾点得到有效治理,项目区农民人均基本农田增加了1/3。

云南省60多个县(市、区)的金沙江、澜沧江、珠江、怒江、红河、瑞丽江六大江河流域,地质环境脆弱,是滑坡、泥石流、崩塌、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的多发区和重灾区。省政府要求,凡是宜于治理水土流失的地区,都要采取生物和工程相结合的措施,完成治理任务。对地质灾害多发地段,尤其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防,尽可能避免或减轻群众的财产损失。25度以上的坡耕地和荒山,全部退耕还林,或重新种植乔木、灌木,使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48%以上;25度以下坡耕地全部改造为梯地,建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安全可靠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要解除禁伐森林给农民带来的后顾之忧,采取措施巩固治理成果,使现有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并且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生态环境,推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千亩基地落户新平】2012年2月9日,新平县在漠沙镇曼线村大曼线小组举行酸角基地建设项目签字仪式,副县长张绍平代表新平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酸角规模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合同》。该项目的成功签约,将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12年以来,新平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了一批外来企业,把土地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企业发展升级,也让外来投资企业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此次引入的酸角规模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将为农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加速推动漠沙经济发展的积极动力,也让一度荒凉的山头披上了绿衣。 [5]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2]

包括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学生态等。

深度阐述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

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种文明观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即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

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

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所谓“物质中心 的观念也是很自然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平衡。 [2]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关于“增长的极限” 的讨论,各种环保运动逐渐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与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从而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也意味着环保运动由群众性活动上升到了政府行为。伴随着人们对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以及对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达成共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随之形成。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在其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更是高度凝结了当代人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认识。由此可知,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而必须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

专家观点

对于“生态文明”概念,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见解。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种角度:

(1)广义的角度。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如陈瑞清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提到的的定义。这种观点认为,人类至今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阶段。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多层含义。第一,在文化价值上,树立符合自然规律的价值需求、规范和目标,使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文化意识。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以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他人需求为目标,践行可持续消费。第三,在社会结构上,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追求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 [6]

(2)狭义的角度。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如余谋昌在《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文明》中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这“四个文明”一起,共同支撑和谐社会大厦。其中,物质文明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生态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狭义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6]

(3)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与“野蛮”相对,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拒绝对大自然进行野蛮与粗暴的掠夺,积极建设和认真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4)制度属性的角度。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潘岳在“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实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更大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因此,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只有社会主义才会自觉承担起改善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责任。

核心要素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是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 [7]

公正,就是要尊重自然权益实现生态公正,保障人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高效,就是要寻求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平衡和生产力的生态效率、经济生产系统具有低投入、无污染、高产出的经济效率和人类社会体系制度规范完善运行平稳的社会效率;和谐,就是要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公平和谐,以及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人文发展,就是要追求具有品质、品味、健康、尊严的崇高人格。公正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效率是生态文明的手段,和谐是生态文明的保障,人文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终极目的。 [7]

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等生态思想的升华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

生态哲学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当代主客观一体化的生态哲学启始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其主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生态伦理学是以“生态伦理”或“生态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生态伦理学认为,当代人不能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生态经济学认为,相对于生态系统,经济规模发展得越大,施加给地球自然的压力越多。生态经济学提出,把处理污染物的费用包括在产品成本之中,经济政策的形成必须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研究利用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理论。建设生态现代化,必须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综合起来考虑,加快推进发展模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 [8]

历史演变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9]

原始文明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9]

工业文明

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三,那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的作用条件,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9]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 [10]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生态文明的基本含义是: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 [9]

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是传统产业的继承和发展,但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是,生态产业将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建设纵向结合,将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横向耦合,将生产基地与周边环境纳入整个生态系统统一管理,谋求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害废弃物向系统外的零排放;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和产业生态系统之间共生的网络。生态产业,横跨初级生产部门、次级生产部门、服务部门,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
  

十八大报告的内容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015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阐明了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理念、原则、目标、实施保障等重要内容,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我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

方案分为十个部分,共56条,明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11]

课题研究分析

在遥远的欧洲,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任如此理解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的概念关系到每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在地球上以一种新方式生活。”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同时也让中国的生态环境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党和政府也意识到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广绿色建筑、绿色施工,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矿业,推广绿色消费模式,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

环保、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等概念在十八大报告中被纳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仅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并成为五大建设主题,而且在整个报告中被列为第八部分单独进行阐述。这在过去的报告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细节上,“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两条首次出现在报告中,凸显出政府对这两部分的重视。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该文件是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提及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后,中央全面专题部署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个文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高度进一步凸显。 [12-13]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一是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二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西方失去机会,就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 [2]

中国体现

建设生态文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摘自胡锦涛同志所作十七大报告) [14]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中谈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对生态文明的高度强调,充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 [15]

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彻底扭转长期沿袭的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而这种对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扬弃,意味着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文明形态的建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作出具体部署,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8%,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胡锦涛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16]

推进建设

概述

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大规模开发和使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实现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来说,挑战是巨大的。但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又具有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经验的优势。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7]

在思想上

应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从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优化经济结构的意识,将环境保护作为新阶段推进发展的重要任务。 [17]

在政策上

应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环境问题。在发展政策上,抓紧拟订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采取总体制度一次性设计、分步实施到位的办法,使鼓励发展的政策与鼓励环保的政策有机融合;在发展布局上,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功能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发展规划上,进一步优化重化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17]

在措施上

应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包括建设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培养专业的执法队伍,采取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等。建立健全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环境保护管理决策相一致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凡是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能力和产品一律淘汰,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允许新建,凡是超标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工业企业一律停产治理,凡是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一律实行“区域限批”,凡是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严惩。核心要求是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任何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个人和单位都要补偿环境损失。 [17]

在行动上

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环境。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保护环境。一是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政策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加强对领导干部、重点企业负责人的环保培训,提高其依法行政和守法经营意识。将环境保护列入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青少年环境基础教育,开展全民环保科普宣传,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二是加强部门协作。环境保护部门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总体设计部”,其他有关部门是环境保护事业的共同建设者。要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的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体制。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公开环境质量、环境管理、企业环境行为等信息,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要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接受舆论监督。四是形成科技创新与科学决策机制。针对现阶段的环境污染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愿望,不断加大对全球性、区域性、流域性以及前瞻性重大环境问题的成因与演化趋势的研究,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的监控、预警技术体系,带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理性借鉴国际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性、区域性环境保护活动。五是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搭建平台,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六是加强基层社会单元的环保工作。把环境保护作为社区、村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环保工作,使每个公民在享受环境权益的同时,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 [17]

地位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就像五根巨大的支柱,共同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具有明确的、独立的边界,它或渗透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中,或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

与经济建设

在基础层面上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存在着对立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要保护环境,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会或多或少地制约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又是统一的。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给人类自身提供良好的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我国经济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矛盾:一是经济总量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资源生产率相对低下的矛盾;二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容量有限以及环境容量利用效率相对低下的矛盾。如何有效缓解和克服两大矛盾?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建设,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坚决摒弃“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传统做法,大力实施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生态经济化等战略,既做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能够在“人不敌天天人合一人定胜天天人和谐”的螺旋式上升的进程中实现新的飞跃。

与政治建设

既是因果关系,又是包容关系。政治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条件。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特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因此,政治建设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政治建设着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文明建设则着力于处理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政治建设被生态文明建设所包容。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障碍主要在于:一是政绩考核机制的扭曲,片面强调政绩考核的经济性;二是公众环境权益的受损,公众无法享受到足够良好的作为生存权之一的环境权和作为参与权之一的环境权。生态文明观念引领下的政治建设,就是要积极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干预机制、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和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机制的相互制衡,就是要构建以别无选择的强制性机制、权衡利弊的选择性机制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机制的相互协同。

与文化建设

既存在交叉关系,又存在重叠关系。一个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都需要处理与解决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又是属于重叠关系。

生态文明理念视角下的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是生态文化观念不够稳固。要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增强生态资源观念,优化生态环境资源配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转变消费行为模式,崇尚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与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是相互支撑的关系。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障民生。生态环境质量是保障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最基本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作为基本民生需求的环境权益就维护得好;公众参与包括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务在内的社会管理的程度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就高。 [18]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观点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正如《中庸》里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的生态伦理,反映了它一种对宽容和谐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道家观点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把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也是主客体的相融。这种追求超越物欲,肯定物我之间同体相合的生态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

佛教观点

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涅盘经》中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认为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周易观点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封建枷锁和宗教禁锢的同时,却带来新的剥削和压迫,这使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社会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种选择。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要研究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丰富活力,都要思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给全人类带来的诸多利弊。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200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重要启发。他们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变成左翼政治流派中的主力。苏东解体后,许多老共产党员都加入了绿色组织。西方一些主要政党也纷纷通过绿化或与绿党联合以增加执政砝码。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生态社会主义观点

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了如下观点: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控制危机的能力估计不足。二是靠不断制造公众消费的新需求来达到自我维持。制造并操纵消费,实际上就是在“转移目标”,把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上去。

第三,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第四,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五,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将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生态经济模式就是可持续法则对所有人都有制约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保证。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正在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一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六,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但如今西方工人阶级不仅在规模上比其它阶级缩小得快,而且因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而变得十分保守。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首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会。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同

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第一,对时代矛盾的解释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更多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何提高民主化的问题。而生态社会主义要解释的是所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矛盾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目标,而生态社会主义目标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实现。

第二,追求的制度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更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尽可能改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

第三,所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变革是靠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与战斗力的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改良靠固定选民的支持。而生态社会主义把绿色组织、新政治运动、传统工人运动、各政党合作都作为社会变革动力,即依赖一种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多元文化价值原则下的对话。

生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并不能解决经济如何增长、政治制度如何构建、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民族国家利益如何保证等问题。有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西方国家富裕之后出现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道德意义远大于现实意义,是一种“富人哲学”。但也有人说,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更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基础上的逻辑。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

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这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科学发展观可挖掘的社会主义深刻内涵远未穷尽,科学发展观可补充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也远未完成。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违反这种内在本质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不太容易。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前夜。这就是生态文明。

1、制定评价体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具理论价值

可以为评价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量化依据。

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舆论导向。

可以为党委政府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9]

可以为全社会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途径。 [19]

2、制定评价体系既要明确总体要求、又要把握基本原则

制定评价体系,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浙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充分体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现状与进度相结合、功能与贡献相结合,更好地发挥引导、督促、激励和约束的作用。具体来说,要把握好以下“四条基本原则”:整体性原则。 [19] 定量化原则。 [19] 代表性原则。 [19] 可操作性原则。 [19]

3.评价体系的框架内容既要全面系统,又要突出重点

初步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4个方面,15个关注方向,36个指标。一是生态经济方面,主要分产业结构、主要污染物排放、资源消耗与资源节约等3个关注方向,设置15项指标,总权数为30%。二是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分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绿化和环境基础设施等5个关注方向,设置10项指标,总权数为30%。三是生态文化方面,主要分环保知识普及、生态文明认知程度、生态素质提高、生态创建活动等4个关注方向,设置6项指标,总权数为20%。四是生态制度方面,主要分投入保障、科学执政、信息公开等3个关注方向,设置5项指标,总权数为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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