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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上海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简称圣约翰、约大,诞生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开始完全用英语教学,是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92年起正式开设大学课程,1905年升格为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191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49年春,学校占地300余亩,设有文、理、医、工、神5个学院和附属中学,在校学生1200余人。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卜舫济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之久,对学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73年的办学历程中,圣约翰大学享有“东方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等盛名,更是培育出了顾维钧、宋子文、颜福庆、严家淦、刘鸿生、林语堂、潘序伦、邹韬奋、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张爱玲、周有光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校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停办,其院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

2015年10月17日,圣约翰大学第十一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沪召开。会上,圣约翰校友联谊会主席高尚全正式宣布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加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他还阐释了其中的原因: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大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圣约翰大学的很多人、物等教学资源都由华东师大继承;华东师大正在筹建申江书院(申江与St. John谐音),这是对圣约翰大学最好的传承和纪念。 [1-3]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 J. Sekoresehewsky)将圣公会原辖培雅书院(1865年)和度恩书院(1866年)合并而成,在沪西梵皇渡购地兴办。学校于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最初,为了吸引学生和扩大影响,该校免收学杂费,而且免费提供住宿和其它生活用品。

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上海方言授课。1880年,医科由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H. W. Boone)创办,开沪上西医教育之先河。1881年,圣约翰的美籍英语教师卜舫济牧师(F. L. Hawks Pott)开始完全用英语教学。1888年6月,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到1941年转任名誉校长,他主持圣约翰校政长达53年之久,对该校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890年5月,应加拿大籍体育教师李蔼门的建议,圣约翰首次举行了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由此成为中国体育运动会、田径运动会的最早举办者。

1892年起,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和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

1896年,圣约翰形成文科、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1898年,圣约翰曾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赠的200支枪,此后每周组织学生进行操练,是中国最早对学生实行军训的大学。1900年成立了同学会,是国内最早成立校友会的大学。1901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

1906年以后,圣约翰的毕业生还可以进入美国各大学深造,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甚至同意免试招收,所以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

1905年11月,学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设文理学院(后分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后改设附属中学),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学,毕业生可直读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一座1884年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资助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一座1894年建造的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和一座1903年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第二任校长中国籍牧师颜永京先生)。

1906年,医科学制改为七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的两所学校之一。

1911年开始实行学分制、学衔制。191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圣约翰大学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理、医、工、神、农六大学院17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许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浓厚的教会背景。

1913年2月1日,卜舫济邀请孙中山到约大演讲,受到师生们热烈欢迎。

1914年,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与圣约翰医科合并,成立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1947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约大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其医学课程与宾大医学院相同,且全部用英语教学,医院实习查房、写病史亦都用英语,因而在学业、语言方面与美国医学院完全衔接,很多毕业生赴美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和进一步深造。

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40周年之际,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英籍教授顾斐德1894年到约大科学系任主任,是约大最初体育运动发起者),其中室内游泳池更为当时罕见。1920年6月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圣约翰大学游泳队至该会泳池参加游泳比赛,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赛。

1921年创办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新闻专业。

1923年,在卜舫济的积极争取和早期校友施肇基的资助下,约大获得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帮助,将早期设立的土木工程系拓展为施肇基土木工程学院(1946年改组为施肇基工学院),同时开设电气工程、机械工程等课程,除中文必修课外所有课程均使用原版教材,以英文授课。

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

1942年,约大成立建筑工程系,是上海高校中第一个建筑系,也是中国近代时期最早全面引进现代建筑思想的教学机构。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抗议,但遭到以约大神学科主任、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为首的校方阻挠。于是6月3日,学生553人以及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约大颁发的毕业文凭。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商议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纷纷出钱出地。连张学良将军都表示“事出爱国热忱,鄙人无不竭力援助”。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成立了光华大学(校庆日定为6月3日),其1951年与大夏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

解放初期,约大师生为纪念1925年该校的“六三”爱国壮举,将校园内纪念郭斐蔚的“斐蔚堂”改名为“六三楼”。1952年6月3日,由华东师大党委发起,在约大原址(当时是华东师大的分部)举行了升旗典礼,以纪念“六三”事件。 [4-6]

1927年圣约翰大学成立校董会,由在美国的董事会、上海教区会、校友会、校务委员会共同派代表组成,校长和会计作为无投票权的成员参加,在有投票权的13位校董中,中国人占9位,其中大部分是校友。

1929年12月,约大举行了50周年校庆活动,同时庆贺卜舫济担任校长40周年。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基督教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晏阳初等人都专程赶来参加庆典。时任财政部长的约大校友宋子文在庆典上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圣约翰大学迁往南京路的公共租界,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校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后又于1939年迁回原校址。

经过卜舫济精心策划,30多年间圣约翰资产增加了200万银元,校园从84亩拓宽到228亩。先后建造了15幢大楼、28所住宅,还有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20世纪40年代中期,学校规模又进一步发展,校园面积达300余亩。

1941年卜舫济因年迈辞去校长职务,回到美国安度晚年,沈嗣良成为该校首任中国籍校长,卜舫济之子卜其吉辅助(时任教务主任,1948年任代理副校长)。1946年10月,82岁高龄的卜舫济再次回到中国,担任约大名誉校长,涂羽卿被任命为校长。1947年10月,学校完成向国民政府立案的手续。

1949年前,圣约翰大学农学院(动物生产系、植物生产系、农业经济系)停办。

1949年1月,赵修鸿任代理校长。到1949年春季学期时,圣约翰大学仍有注册学生1200多人。

1950年7月1日,中共圣约翰大学党支部首次公开了全部党员名单,约大和约大附中分两个支部,约大34名党员,约大附中9名党员。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改由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

从1950年起,约大党支部的工作重点就是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对群众进行反美爱国的宣传教育,为此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打好基础。1951年10月,一支由二三十位干部组成的思想工作队入驻约大,工作为期一年左右,任务主要是领导肃清美国文化侵略对约大师生员工的影响。1952年3月,约大成立了党委,崔毅任党委书记,学校开始对师生进行“思想改造”,为院系调整作准备。

1951年秋,大同大学文学系并入。1952年,约大历史系停办,历史系主任王国秀教授转任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首任馆长。

1952年秋,圣约翰大学撤销,在院系调整中被拆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所在地现为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长宁区万航渡路1575号)。

圣约翰大学被分拆的情况如下:

1949年和1952年,新闻系和外文系、中文系(部分)并入复旦大学。

1951年,土木工程系、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

1952年,机械工程系并入交通大学;

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

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系、中文系(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医学院参与组建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取消神学院,学生转入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

圣约翰大学附中与大同大学附中二院合并为上海市五四中学。 [7-8]

圣约翰大学的档案,主要储存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约大档案4000余卷)和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此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圣约翰科技大学等也收藏了一批约大相关史料物品。

圣约翰大学的入学考试长达6天,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6天之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其余都使用英文,录取之后每学期学费昂贵,要两百多银元。每年录取人数不定,超过及格线都录取,不及格则都不录取,没有既定名额。

圣约翰大学的英文课程很深,中学部高三上即读维克多雨果的《Les Misérables》,高三下读查尔斯狄更斯的《A tale of two cities》。除国文课外,课内外都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为了督促学生学好英文,1917年学校还作出了一项特别规定:凡文理两科学生,毕业时欲获得学位者,须参加在上级或高级时举行的特邀名人监试的特别英文口试和笔试,且取得“优美之课绩”,否则不授予学位。由于圣约翰学生的英文水平在全国是最好的,因此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教学以外,也十分强调礼仪、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上基础课,二年级分文理科,体育是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因英语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许多毕业生都赴欧美名校继续深造。

卜舫济主政圣约翰期间,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学生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活动,为此曾多次与热衷于从事政治运动的学生发生冲突。他还致力于宗教课程的改革,使学校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从早期的必修课和必须参加的活动逐步改为选修课和学生自愿参加的活动。他把体育列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引导学生树立体育锻炼的观念,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运动中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圣约翰的学生体育组织和学生体育运动队,在当时的高校中数量最多,在各种大赛中为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卜舫济支持学生组织各种社团组织(辩论会、演讲会、体育会、科学会、绘画会、摄影会、音乐会、青年会、同乡会等,不下数十种),开展各种课外活动,校方不但对这些活动予以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以充分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还鼓励教授们热诚参加、予以协助。圣约翰大学各年级都有学生自治会,在某些时候,如学期考试之时,校方甚至交由学生自行监考,予以绝对信任。

圣约翰大学对成绩优异的学生会给予免费或一定的补助,每年约30个名额。1929年以后,圣约翰校友开始进入校董会,参与学校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学校经费的预决算。学校的办学经费来自学膳费收入、教会津贴和社会各界及校友捐赠。

圣约翰大学首创的“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亦称作“不监考制度”。所谓“荣誉制度”是指学校对学生的一种教育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尊自爱的品德,增强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荣誉感,倡导考试时无人监考也无人作弊。该制度于1913年起在大学三、四年级实行,由学生投票决定是否采用这一制度。每次考试时学生需在卷末书写誓言“此番大考,未曾助人,亦未曾求助于人”。

对此,校友周有光曾回忆道:“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这是考试无教师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从圣约翰大学分立出来的光华大学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称之为“信誉制度”。

圣约翰大学成立之初就设有博物院。1934年,英国浸礼会教士苏道味(Arthur Sowerby)之子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在圣约翰大学任职期间,将博物院分为四个部门,各部负责人均为拥有教授称号的专业人士,极具权威:植物部波特菲尔德(W. N. Porterfield),鸟类部威金生(E.S.Wilkinson),考古部柏达(Harold Porter),钱币部裘毕胜(H. E. Gibson),鱼类部朱元鼎,使圣约翰博物院获得较大发展,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动植物标本(共6000多份)全部调配给华东师范大学,至今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内,继续在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圣约翰的校训初为“Light and True”(光与真理),后加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前半句出自基督教信仰,后半句则为孔子名言。

圣约翰校刊《约翰声》如此诠释校训道:“我们要使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之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此目标更崇高的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和丰富的基督化教育。我们将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相信这将有助扩大学生的智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科学有实用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所有真理都来源于上帝。”

歌词

Leaving the lowlands,faces to the dawning, Scaling the mountain heights, heeding not fears warning, Sons of the Orient, children of morning, Seekers of light we come!

Heirs to the wisdom,taught by saints and sages,Gathered from every clime,treasures of ages. Never closing wisdom’s book, turning still new pages,Seekers of truth we come!

Then college days done,stirred by high ambition,Armed’ gainst the foes of man,vice and superstition,Our native land to serve, this shall be our mission,So light and truth shall come!

歌词释义

Johannean Spirit表现在凝聚在圣约翰的校歌里面。这只校歌对于我们每一个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同学接受了这样一个“圣约翰精神”。

校歌有三节:

第一节是讲我们应该做寻求光明的人,我们是“东方之子”,是“清早的儿女”,要我们攀登高峰。

第二节是要做寻求真理的人,智慧的书永远不要关起来,要翻到新的一页。

第三节是毕业之后要满怀雄心壮志,同罪恶,同迷信,同人类的敌人去战斗,为祖国服务是我们的使命。

摘录自丁光训在约大第三届全球校友联谊会致闭幕词

英文歌词作者为约大神学系教授Dr. Cameron MacRae

圣约翰大学校内刊物有《约翰声》(双月刊)、《约翰年刊》、《约大周刊》等,多由学生担任主编。《约翰声》创刊于圣约翰创建10周年之际,卜舫济曾亲自担任《约翰声》主编,这是圣约翰也是近代中国大学第一份学生自办的英文刊物,内容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政论等。《约大周刊》创刊于1921年,为新闻系学生实习报纸。

《约翰年刊》(圣约翰大学年刊)在1904年问世,一直出版到1951年,中间只有两次停刊,是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上海期间。该刊每年出版一本,分中英文两部分,主要刊载本年度教师和毕业生名录和照片,介绍校园一年内的主要社团、文体活动、学生文艺作品等。

顾维钧(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施肇基(政治家,外交家)

宋子文(政治家,金融家,外交家)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中信集团创始人)

邹韬奋(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

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缔造出李小龙和成龙两位国际巨星及许多演艺明星,嘉禾集团创始人)

林语堂(文学家,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主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创始人)

张爱玲(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潘序伦(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创始人)

贝聿铭(世界著名建筑大师)

经叔平(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史久镛(前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大法官)

黄嘉华(外交家,前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容永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吴宓(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

吴宗锡(著名评弹理论家,前上海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吴肇光(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

郁知非(中国血液病学奠基人)

郭迪(中国儿童保健学科奠基人)

颜福庆(上海医科大学和中华医学会创始人)

张乃峥(中国风湿病学奠基人)

孙学悟(中国基础化学工业奠基人)

顾震隆(中国复合材料研究奠基人)

罗荣安(中国航空教育开拓者)

刘鸿生(老上海实业大王)

刘以鬯(经典电影《花样年华》的原著作者,前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连横(台湾著名爱国诗人和史学家)

俞大维(兵工学家,政治家,哲学家)

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

张仲礼(经济学家,前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蒋一成(石油勘探专家,美国亚洲协会主席)

严家淦(政治家,前“中华民国”总统)

陈成达(中国足球界元老)

董健吾(红色牧师,中央特科重要成员)

丁光训(爱国宗教领袖,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马约翰(体育教育家,前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孟宪承(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蔡至勇(华尔街第一个华人大亨)

周诒春(清华大学奠基人)

周有光(汉语拼音创始人)

鲁平(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圣约翰培养的学生中,当选两院院士的有龚岳亭、肖碧莲、刘彤华、黄量、蒋锡夔、江绍基、翁心植、魏敦山、李继侗、周勤之等;

工商届的还有刘吉生、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辜严倬云、陈行、陈邃衡、孙梅堂、孙廷芳、童少生、黄振声、吴舜文、古胜祥等;政治届的还有史悠明、张祥麟、刁作谦、刁敏谦、黄金祺、朱启祯、钟士元、钱李仁等;文艺届的还有严停云、成幼殊、陈、曾楚霖、董鼎山、董乐山、董爱琳、何占春、黄沙、瞿希贤、沈湘、卢燕等;教育届和学术届的还有沈嗣良、赵修鸿、曹云祥、严鹤龄、严凤霞、萧孝嵘、刘廷芳、刘恒椽、杨荫浏、曾虚白、陈鹤琴、陈文镜、张问清、朱传一、范敬宜、黄嘉德、吴冠芸、吴元黎、胡明扬、魏宗舒、蒋中一、钱绍昌、陆如山、倪哲明、王永年、高尚全等;建筑届的还有范文照、沈祖海、罗小未等;医学届的还有刁信德、牛惠霖、牛惠生、林树模、戴士铭、黄铭新、屠规益、董方中、徐德隆、徐家裕、夏求明、吴洁、钱绍祯、钱贻简等;宗教领袖还有陈永恩、徐诚斌、韩文藻、曹圣洁等。

被圣约翰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有颜惠庆、李登辉、张伯苓、黄炎培、王宠惠、伍连德、陈光甫、陶行知、吴贻芳、晏阳初、诚静怡、郑和甫等。

很多圣约翰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所在的行业领域起到过重要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与外省市及境外的几个校友会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每四年(后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联谊会的机制。圣约翰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于1988年在香港召开首届,至2015年已举办了十一届。

1992年,约大第二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在沪召开,约大校友通过了“三管齐下”的复校方针:

第一,在上海复校;

第二,将原台湾新埔工专升格为圣约翰大学;

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圣约翰学院

圣约翰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应道富曾说,“复校的第二、第三项已经实现,第一项也由华东师范大学决定创立申江书院(申江与St. John谐音)而最终完成,复校计划圆梦了”。

1965年,台湾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为了延续圣约翰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玛利亚女校在台校友会与基督教台湾圣公会共同创办新埔工业专科学校。1993年新埔工商专科学校。1999年改制为新埔技术学院。

2003年更名为圣约翰技术学院,并将《光与真理》定为三首校歌之首。2005年改制为圣约翰科技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未来将朝以恢复“圣约翰大学”为学校努力争取之最终目标。 [9]

1997年,海外的圣约翰校友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下于该校设立了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

圣约翰学院继承了圣约翰大学自由文化教育和跨文化交流的传统,成为一个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人沟通与建立联系之论坛,为UBC的研究生、新任教授、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提供住所,并在校园内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学院希望培养出新一代的圣约翰校友,把他们的成就和服务带回家园,并为实现全球合作的更大事业诉诸努力。 [10]

圣约翰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渊缘深厚。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教育系、中文系(部分)并入华东师大,11万余册藏书(包括盛宣怀后人捐赠给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的6万余册“愚斋”古籍 [11] )、6000多份生物标本以及家具等教学资源由华东师大继承,成为学校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圣约翰大学原址一度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分部,后交付给了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原属约大的38名教职工(约大标志性人物之一的校牧徐怀启也转任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和128名学生于此时融入了华东师大。

同样是华东师大建校基石的光华大学,是1925年由离开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572名师生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所创建。不仅如此,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孟宪承、学校筹建之初的筹备委员会成员张祖培和首任体育系主任吴邦伟、历史学家陈旭麓等也是约大校友。成立之初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人数为最多。 [12]

2015年10月17日,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在圣约翰大学第十一届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正式宣布加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华东师大正在筹建申江书院以传承和纪念圣约翰大学。

2016年11月1日,台湾海基会首任会长辜振甫夫人、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董事长辜严倬云女士访问华东师范大学。辜严女士回忆说,1948年去台之前,她把先祖父严复的诸多印章和全部藏书捐给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现在这批先祖父批注的古籍在华东师大能完整保存,真是文化之大幸。辜严女士为华东师大分别题写“德以辅材,学以致用”和“申江书院”。 [13]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和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因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而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的教学医院仁济医院、宏仁医院(今上海市胸科医院)、同仁医院(圣约翰医科教育之肇始),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2009年圣约翰大学建校130周年纪念暨第八届全球校友联谊大会之际,香港的圣约翰校友在上海交大医学院发起设立圣约翰校友教育发展基金,上海圣约翰大学纪念雕塑亦同时在上海交大医学院揭幕。 [14-15]

1952年,华政在圣约翰大学原址上成立。圣约翰对华政的影响不仅是“馈赠”了校园和建筑,更是理念和文脉的传承、传统和情怀的延续。重视体育教育是圣约翰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为传承圣约翰大学文化,华东政法大学在中国奥委会旧址(该会曾借址在约大宿舍楼办公)建起了体育文化博物馆,2016年10月17日正式开馆。 [16-17]

1951年,前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欧伟国会同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香港圣公会领袖何明华等人,在香港创立崇基学院,以纪念包括圣约翰大学在内的中国大陆原13所基督教大学。崇基学院是香港第一所基督教中文专上学院,代表基督教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传统的延续,而崇基学院位于香港新界的校园则是由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著名建筑师范文照所设计。1963年,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建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代表团来沪寻根,缅怀先贤创办教会大学的气魄。 [18-19]

上海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一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圣约翰。这所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于19世纪中叶创办的学校是上海基督教教会大学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高等学校。

187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若瑟用虹口一带教会产业作为抵押,购得84亩沪西曹家渡苏州河以南土地,作为筹建教会学校的地基。次年4月14日,校舍奠基,不久,一所校舍,连同几幢宿舍就落成了。当年9月1日,学校开学。最初的圣约翰,并不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的中文名字也叫做圣约翰书院,原先圣公会所办的神道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均归并其内。

圣约翰的第一批学生有39人,他们免费获得学校提供凡人衣、食、住、书籍和生活用品。第二年,学生人数增至71人,书院分设“正馆”和“备馆”,教授国文、神学两种课,并成立附属高中部,增设医科,学制为4年。1892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开设大学课程。1896年,同仁医院附属的医校并入学校,圣约翰医学院成立。至此,圣约翰书院设文、理、医学、神学诸科,初具正规大学雏型。

1902年,圣约翰书院改名为圣约翰大学。1905年年底,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立案。从此,约大授予的学位被美国各大学所认可,毕业生可优先甚至免试入美国相关院校深造。伴随着约大系科的逐渐增多与完备,约大的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校舍也相继扩充。当时的约大北临苏州河,南面是租界的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教师、学生出入不便,约大同学会便集款购得苏州河北岸约70亩土地,1911年又花费白银14万两购置了兆丰公园土地70余亩。这样,圣约翰的校址南面可以直达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大学校园占地300余亩,校舍建筑14所,住宅16所,校产共100万美元。1914年,广州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并入约大医学院。约大是当时中国两所授予医学博士的学校之一,医学院的学制为医预科2年、医本科5年(包括一年实习),总共7年,4年时授予理学士,7年时授予医学博士。至1919年建校40周年时,约大已拥有文科、理科、神学科、医科及中国文学哲学科6个学科,另外还有中学为预科。后又开设商学、新闻、政治、历史等系,1923年增设土木工程学院,俨然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约大教学难以正常进行,乃与其他教会学校合办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医学院及神学院不在内),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后称慈淑大楼,现东海大楼)楼上继续上课。1939年,学校陆续迁回原址。1944年成立农学院,设动物生产、植物生产和农业经济3个系。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于1947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立案申请,同年10月17日获批准。

1949年上海解放后,圣约翰大学继续办学。1952年秋,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相关高等学校,原址一度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分部,后交付给了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

在旧中国,圣约翰以优异的教学质量而著名,人称“东方的哈佛”。提起“约大”的校训也颇有意思,校训中英合璧,英文校训是Light and True,意为“光与真理”,而它的中文校训则是出自《论语为政》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办学之初,为适应本地学生的情况,圣约翰使用官话和上海方言教学。大约在1880年代晚期,学校开始注重英语教学,规定所有科目(除中文)一律采用英语教学,校园内一律采用英语进行交流,圣约翰成为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学校。1913年,圣约翰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圣约翰又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

作为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圣约翰大学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也十分强调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学校的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足球队。约大的入学考试长达6天,每年录取人数不定,超过及格线都录取,不及格则都不录取,没有既定名额。学生入学后每周的课程也有6天,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6天之中只有一天使用中文。有趣的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上基础课,二年级分文理科,很有些现在提倡的通识教育的意味。

约大学费昂贵,每学期学费高达两百多银元。所以考入圣约翰大学的都是富家子弟,每到周末,接学生回家的汽车便会在圣约翰校门口排起长龙,这在旧上海也是一个奇观。当然,圣约翰对成绩优异的学生也会给予免费或一定的补助,每年约30个名额。由于是教会学校的缘故,资助名额在神学院中占较大比重。

虽然圣约翰学生中多为富家子弟,被时人视为培养买办的学校。但约大也有光荣的历史,它有许多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等政治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约大学生参加游行示威,悬半旗纪念死难同胞,校长卜舫济把学生集会时升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降下,引起轩然大波。19名教职员及553名学生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离开圣约翰大学,自组光华大学。1927年,国民革命军兵临上海,约大除神、医两院外宣布停办,部分教职员在校外赁屋上课,名丁卯(当年为农历丁卯年)补习班。补习班办理一年,翌年约大重开,学生转回圣约翰继续学习。此后,原来把持校务的外国传教士不得不顺应高涨的民主主义思潮,于1928年设立校董会,吸纳中国籍校董,将部分行政权交于中国人。

在圣约翰近百年的办校历程中,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中外著名人物。圣约翰的首任校长施若瑟便是其中之一。施若瑟是美国传教士,1859年来华传教。1860年,施若瑟任虹口圣公会救主堂会长。1877年在美国被祝圣为上海教区主教。1878年,施若瑟从美国返回上海,即着手创办圣约翰书院。1879年,圣约翰书院成立,施自任校监(校长)。为纪念这位圣约翰的奠基者,约大校友曾集资在校园内建造一座“怀施堂”,这是一幢中式建筑,用以表达对这位学贯中西、沟通中外学者的思念。

谈起圣约翰,不得不说到的另一位外国传教士就是卜舫济。卜舫济也是美国传教士,生于纽约,青年时代在美国教中国学生主日学,即有志于来中国。1886年,22岁的卜舫济受美国圣公会差会派遣到中国。来华后,卜舫济即任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2年后便被委为圣约翰书院主任,1896年书院升格为大学,卜舫济即任圣约翰大学校长,他还兼管附属中学。卜舫济穿中国衣服,仿中国习惯,还娶了中国籍的妻子。他致力于基督教的学校教育,为了发展圣约翰大学,毕生擘画经营,把一所校舍简陋、课程仅为中学程度的学校办成为占地数百亩、校产几百万美元、拥有医学院、神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著名高等学府。卜舫济主张教育与政治分离,反对以学校为基地从事政治运动,为此曾与爱国学生发生数次冲突事件。他还顽固抵制私立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的规定,致使圣约翰大学直至1947年才完成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手续。1939年,在约大任职50余年的卜舫济退休,但仍任名誉校长,1941年回美国,1946年再次来华,次年3月在上海去世。

在约大的开创者中,还有一位华籍牧师,他就是颜永京。颜永京祖籍山东,后移居上海。1854年,颜永京被圣公会送往美国留学,1862年学成回国,曾任上海英国领事馆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翻译。1878年,颜永京协助施若瑟创办圣约翰书院,1881年任校长。他曾安排容闳带出国的留美幼童归国来校任教。后来圣约翰大学为纪念颜永京的功绩,将男生宿舍楼命名为“思颜堂”。1881年和1885年,颜永京曾两次致信工部局,抗议不准中国人游览外滩公园的规定。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他们多活跃于中国商界、政界、外交界、教育学术界和医务界,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便是约大的校友。其他知名校友包括外交家施肇基、顾维钧;作家林语堂、邹韬奋;科学家周有光;教育家张伯苓、孟宪承;实业家刘鸿生、经叔平;建筑学家陈从周;宗教人士丁光训;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也是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之毕业校友。

最长寿的圣约翰大学校友周有光(1906-2017)百岁时自述:“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另值一记的是,虽然解放后圣约翰大学结束了在大陆的办学,但其散布在海外的校友一直有着复校的努力。

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岁月(1948-1952年)

一、政治气候和学生状况

1945年到1949年,国内政局跌宕变幻,全国几乎所有高校的青年学生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到政治运动中来。多数大学的日常教学常常会因为学潮而受到影响,以反腐化、反内战为主题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拉开了国民党政权告别历史舞台的序幕。与其它大学相比,这时的圣约翰大学表面上比较平静。1947年春,以学生为主力军的“反饥饿大游行”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独裁腐化,以及因无休止的内战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圣约翰大学也有不少学生加入到了这一抗议行列中来,但是学校的教学活动及校园生活却未因此而有明显改变。

这一时期,受时局影响,圣约翰大学的教师不再讳言政治,在面对学生的尖锐提问时,他们很乐意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时这种交流还会在课堂上进行,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就是中共党员。例如,政治学系的潘世兹①教授(潘教授在平时考试中从不难为学生,他经常很慷慨地给多数惧怕考试的学生打及格分“C”),因为极具政治热情而成为最受同学欢迎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在当时像潘世兹教授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党派背景,只是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之极才发出倾向共产党的言论。在1949年建国以后,潘世兹由于不改自己直言敢言的秉性,而在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常常遭到批判,经历了难以名状的人格屈辱和苦痛。

当然,表明上的平静气氛并不意味着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没有和政治有关的学生活动。众所周知,圣约翰大学有许多倾向进步的学生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有一些实际身份是国民党特务的职业学生。两帮人马经常交锋,当然双方均避免造成过激的冲突。例如,在学校的一些与和专业相关的学生团体中,经常会有若干竞选活动,这些“民主竞选”通常成为双方较劲的场合,但结果往往是进步学生控制了包括学生会在内的多数学生团体,他们希望以此为平台,以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影响持中立态度的中间学生,而不是要煽动他们反对校政当局。

总体上讲,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对于共产主义并不缺乏了解,他们当中很多人广泛接触到过这类宣传。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进步学生的影响,许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相信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迟早的事情,由中共取代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有人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不过像普通上海市民一样,圣约翰大学的多数学生还是对中共的胜利充满了憧憬。

1948年年中,圣约翰大学发生了“六三事件”②。事件起因于美国圣公会授意校方强行没收进步学生在校园内陈列的反美反战展品。

①潘世兹,广东南海人。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并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诬陷坐牢7年多。著有《中国简明历史》,汉译英《三字经》等。

②1948年5月25、26两日,约大学生积极配合“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的运动,在校园的交谊室走廊中张贴图片、标语并陈列展品,通过办展览会的形式来谴责美帝国主义。5月27日,在教会方面授意下,校方以学生擅自行动为由,横加干涉,收走展品。这一举措加深了学生和校方的对峙。学生会随即展开交涉,索回了展品,并向校方提出继续举行展览会的请求。

5月31日,约大五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纪念五卅惨案的活动,并邀请校外人士来演讲。校方对此做出激烈反应,6月2日学校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宣布即日起学校停课一周,提前在6月9日举行大考,并给予学生会主席史久馀、陈文涵停学一学期的处分。6月3日,学术会在学校南草地集会抗议校方决定,但会场遭人为破坏,史久馀等10余名学生被打伤。这就是圣约翰大学校史上的“六三事件”。

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校内外种种压力之下,涂羽卿校长①被迫辞职。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各高校中抓捕进步青年,许多学生被以共产党嫌疑遭到逮捕或是莫名其妙地失踪。好在圣约翰大学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不过还是有不少约大学生被特务列上黑名单。他们中许多人为了保存实力,从家里或是学校宿舍中逃走,像政治难民般东躲西藏,有的还离开了上海。而许多右翼分子也在这一时期消失,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原来是随着国民党当局撤离到了台湾。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堪称多事之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于此际发生。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淮海战役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已是气数已尽,蒋介石不久宣布下野,由副手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随即派遣和平代表团北上会晤毛泽东,代表中包括颜惠庆,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同时又是约大校董会的主席。当时人们都知道蒋介石将退守台湾,而中共也将跨过扬子江直取南京、上海。

美国教会人员开始为撤离做准备,没有人会知道圣约翰大学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和抗战时期一样,约大的中国教员在这一特殊时刻被委以诸多教学和行政的重要事务。表面上看,学校的一切似乎有条不紊,一如既往。实际上,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紧张和不安。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糟糕,银元替代了法币,政府虽一再严禁黑市交易但也于事无补。多数民众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垮台随时都会变成现实。

二、1949届毕业

圣约翰大学的1949届学生此时处于动荡与不安的漩涡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即将到来的巨变之前,我们能否按时毕业?”按照惯例,约大一般会和东吴大学及华中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联合举办学位授予典礼,然而到1947年,这样的仪式中止了。但是圣约翰大学还是坚持在校园内的思颜堂②举行毕业典礼,而且这一仪式一直持续到1952年。

所有的约大学生都一定记得,学校经常会在一年中举办至少两次毕业典礼,有时也会增加到三次。第一次一般是为上一年冬季毕业的学生举行,时间在1月间,第二次通常是在7月下旬,而偶尔的第三次则是在9月间,是专门为在当年暑期学校中修满学分的学生举办。1949年的第一次典礼是在1月5日,星期三的下午两点半,地点是思颜堂。毕业生包括141位文科生,4位理科生,10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12位农学专业学生以及1位建筑专业学生。吴清泰校长及其他校政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由于这些学生都是在上一年冬季结束学业,所以他们通常被视作是1948届毕业生。

这次典礼的程序包括唱国歌和校歌,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国歌(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的党歌)最后一次在校园响起,此后,这首国歌就随着国民党的垮台在中国大陆成为绝响。有趣的是约大的校歌通常是以英语演唱的(至今在约大校友会的联谊会上依然如此),而在这次典礼中它却是以中文形式演唱的,校歌的三段歌词被翻译成了非常美丽的中文文字。

1949届的毕业典礼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史上独一无二,因为时局的影响,校方将典礼提前到当年的5月12日。约大的教务主任常先生(音译)为此大伤脑筋,他不得不尽可能快地准备好毕业证件。由于过于仓促,证件来不及精心印制,他就将单个英文字母的铅字模块,

①涂羽卿(19851972)湖北黄岗人,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②思颜堂为圣约翰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04年10月1日落成,为纪念为创办圣约翰贡献甚多的中国牧师颜永京而得名,也是在华教会大学中少有的以中国人命名的校园建筑。华东政法学院成立后,将思颜堂改为学生宿舍一号楼。1979年又被改称为学生宿舍四号楼。因在学院校舍中排列第四十位,又被称作四十号楼。

以每个学生名字的拼写绑在一起,然后使劲按在毕业证书上,这样就留下了浅灰色的痕迹,然后他再用钢笔蘸上墨水,小心翼翼地将灰色痕迹涂黑,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印制出来的一样。校方允许每位毕业生在毕业证上使用他们名字的英文拼写或使用教会名字。这个时候,内战双方的和平谈判已告失败,中共军队业已跨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上海也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此情况下,校方为保证一些打算离开上海的学生有充分时间准备,毕业典礼进行得非常匆忙,在把毕业证发给每位毕业生后就匆匆散会。随后,1949学年宣告结束。寄宿的学生也返回各自家中。

1949年5月22日,中共军队解放上海,随后的几天里,没有人会知道胜利者会采取那些措施,普通市民待在家中等待事态发展。不久后,全市秩序渐渐恢复正常,约大的学生也开始返回校园,学校里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师生出入。几乎所有的美国教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已经离开,不过一切都显得极为平静,图书馆像往日一样正常开放,甚至接受了大量来自学生家长们捐赠的图书。可能许多人是担心私自保存外文类图书会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宣布像往年一样开办暑期班。1949年9月14日,圣约翰大学在思颜堂为结束暑期班学习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当然,这一次的仪式中不再有唱“国歌”一项。典礼由代理校长赵修鸿教授主持,校董会主席出席典礼并为学生颁授学位。参加这次毕业典礼的许多约大学生如今生活在海外。遗憾的是,具体的毕业生名单及典礼的各项活动进程都已记不起了。

在当时,上海的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自由选择就业的机会已经很困难,年轻人被鼓励参加“北上”和“南下”运动。刚刚成立的革命大学和人民大学开始招收从各个大学新近毕业的学生,许多人纷纷报名参加,他们相信去那里学习会对将来的就业及前途有所帮助。一些人则选择通过各种路线离开上海,他们多到了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美国或是其它目的地。

由于当时中共对上海的控制还相对较弱,1949届毕业生差不多都能根据自己的计划去了不同的地方。到达香港的人后来多进入媒体服务,他们主要是得益于良好的英文知识,以及先期到达的在新闻界任要职的约大学长的帮助。尽管圣约翰大学学历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但还是有人进入了香港的政府机关工作。许多人在经历了若干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后,选择去西方国家继续学业,为此目的他们不得不尽量节省下每一个铜板。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因为家庭的支持而有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始。当然,与那些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同学相比,在1949年及1950年初离开的约大学生还是幸运得多。他们多数如今已是约大海外校友会的骨干,并且分享了经由他们不懈努力而保留下来的约大永久资源。

1949届冬季毕业生在1950年初获得学位,但他们的经历要困难得多。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正在加强。他们已经不大可能随意离开或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工作。有的虽然最终想方设法出了国,但是他们事业的起步晚了很多。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是圣约翰大学的建校70周年的纪念年,但是没有任何的庆祝仪式,美国人和西方教会此时奉行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他们希望新中国能允许宗教团体的继续存在。然而事与愿违,局势的发展并非他们想象的那般。圣约翰大学的存在已经进入它存在的倒计时阶段。

三、结束的开始

按惯例,1949年秋季进入圣约翰大学的新生应该是1953届的毕业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和往常一样,建国之初,约大的日常教学还是采用英语授课,但是到1950年,政治气候的变化预示着这一传统到了得改一改的时候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所有中国人都视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圣约翰大学由于和美国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被贴上“黑学校”、“帝国主义大学”的标签。

9特别让它“声名狼藉”的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敲定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赫然在列。包括宋子文,这位前行政院院长(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理)也是头号战犯蒋介石的小舅子。还有曾任国民党当局的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他娶了蒋夫人的大姐,其子女也都在圣约翰大学就读。

1951年,约大的校园里还有几位外国教师。等到1951届学生毕业时,毕业证的样式开始有所改变,证书不再用英文印制而是全部采用中文,这使它看上去和别的高校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有悖于圣约翰的传统,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用自己国家的语言颁发文凭有何种不妥。当全国所有大学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时,约大师生开始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至少这对于清除他们身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圣约翰大学的过去给约大学生带来了相当沉重的负担。数十年以后,一位1951年毕业的学生回忆他参加工作之初的经历:

毕业后,我被安排到了一个偏远地区的省份担任基层文秘工作。在我报道的第一天,单位人事科通知我去谈话,我进去时,一位人事干部正在翻阅一份材料,很明显那就是我的档案。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来问道:“你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圣约翰大学”。“哦,就是那所帝国主义黑校了?”他反问道。当时我颇感窘迫,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低下头一言不发。我想他肯定在通知我进来前就已经很详细地查阅过我的档案了,对我的教育背景应很了解。他之所以故意那么提问,显然是警告我最好规矩一点,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许多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肯定曾有过类似经历。一般主修文科的约大学生,由于在校期间所接受的良好的英语教育往往可以在毕业后去中学里面做外语老师,而那些有志于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所作为的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心态渐渐趋于平常。

另一方面,那些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以及在解放之初参加“北上”、“南下”运动或是在人民大学、革命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约大学生状况则要好得多,他们多被吸收到党政机关中去。多数医学院及工学院的毕业生接受政府指派走上了能够学有所用的岗位。当然,抛开工作不谈,在当时有一件事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已不再被人视作社会精英,持有圣约翰的毕业证反倒成为一种人生污点。没有多久,对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击终于发生了。

那是在1952年,新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所有的教会大学在这次调整中被裁撤。实际上,私人教育机构在当时已不复存在。在这次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的院系被并入到其它大学。此外,约大附中与大同大学附中(1912年创建)合并,命名为上海市五四中学。

在此次院系调整过程中,圣约翰大学的教员也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极司非而路①上,上海人称之为梵王渡的约大校园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学院。后来,一部分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

至校园内不少的特色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根除”帝国主义宗教影响的一项措施,礼拜堂首先被拆除。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的怀施堂,②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约瑟主教而得名,后来为纪念已故的约大毕业生邹韬奋,30年代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而被更名为韬奋楼。

①极司非而路Jessfield,即今万航渡路。

②怀施堂为圣约翰大学早期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早的中西合璧式校园建筑。1895年2月19日落成,为纪念圣约翰的创始人施约瑟而将其命名为怀施堂。1951年3月怀施堂改名为韬奋楼,以纪念该校1921年毕业生邹韬奋。因该楼在华东政法学院校舍中排列在四十一位,故又被称作四十一号楼。

屹立在怀施堂前的纪念坊①在“文革”中遭到拆毁,1992年,经由约大校友会联合努力,在原址上得以重建。曾辉煌一时的交谊室成为储存后勤物资的地方,大楼的地基在不断下陷,成为了一座危楼。

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而它也在1960年代消失了。据说大樟树是因树龄太老自然死亡的,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中被砍掉作了木材。不管是怎样,当1952年圣约翰大学遭裁撤之际,大樟树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

①1929年,曹家渡士绅为纪念圣约翰大学成立50周年,在怀施堂前建立起一座形制古朴的牌坊,后被称作纪念坊。纪念坊的四根石柱上均雕刻有对联。1955年初,该纪念坊遭拆毁,拆下的石料被随意堆放。1992年在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努力下,在原地重新建立纪念坊,所用四根石柱仍为当年旧物。

四、余响

对留在中国大陆的众多约大校友来说,要彻底忘却母校是极其困难的。在随后的30多年中,他们遭受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0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多年以后,在一位约大著名校友的记叙中,许多约大学生被送往偏远地区去“修理地球”,或是从事其它低微的工作。

当年离开大陆到了海外的文学院教员算是很幸运的,他们可以在别的地方继续从事他们的教职生涯。例如英语系的王文显教授,他和夫人一道搭乘最后一班赴美邮轮,在1949年5月到达美国,随后即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后来在1967年病逝。李名炀先生,一位全能的体育教师,最后到了香港并在那里成名,他通过制作玩具娃娃并及在粤语电影中演出谋生,后来还因此获得了香港电影的最佳配角奖,李先生前几年才以高龄仙逝。与他们相比,许多选择留下的人则不那么幸运,例如,倍受学生尊敬的政治学系刁德仁博士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死前他因遭受红卫兵无休止的批斗而全身瘫痪。

“文革”结束后,即就是当政府彻底否定“文革”以后,他们很少愿意提及曾遭受过的屈辱,而这当中的约大校友比比皆是。似乎没有人对自己当初选择留下来有所抱怨,对他们来说,毕竟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他们深深热爱的祖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约大校友才开始摆脱教育背景长期带来的困扰。一些劫后余生的约大校友逐渐获得社会尊敬,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成为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都为自己作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如今,世界各地的约大校友都已步入了晚年,然而,他们始终铭记着“光与真理”的校训,在他们心中,大樟树、礼拜堂、怀施堂、纪念坊等约园内的一草一木始终是他们魂系梦绕之所在,如同校友的诗作《老樟树》那般……

昨夜梦回校园,步入老樟树青色的云。她依然健在,巨大而葱茏。以一千条臂膀,搂抱霞空、晨钟、鸟鸣……一如旧时约会,你手拂枝叶走近。你我坐在弹性的树干上低语,任亲爱的老树,把我们间所有的秘密偷听。让它珍藏着年轻时代的纯真,对人生的思索,对未来的憧憬。翠碧如大地的桂冠,幽深若高雅的诗文,老樟树是亲切的长者。迎送一群群黎明之子,去寻觅真理与光明。不,我不信岁月的利斧,能砍断她的须根。

盛大的校友会上,分明都见到她的绿荫,笼罩了大厅。她那粗长的手臂,伸过高山、海峡,把每位校友变作她的叶子一片片柠檬香的绿叶。饱含友情的芳馨,哦,老友,随我来吧!沿着雪化的小径,同去久违的校园耕耘。张起樟树的华盖,重铺草坪的绿荫,播下深沉的爱,使我们的人生返青。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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