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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怨

钱钟书《诗可以怨》是一篇文学批评论文 ,1 980年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 ,收录在《七缀集》里,后收录在《钱钟书散文》集里。钱钟书的文学批评论文《诗可以怨》从文学和心理学两大方面对传统的历史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渊博睿智、明辨深思 ,横贯中西、打通古今 ,引经据典 ,以大量的事实作论据 ,论证传统文学理论观点的偏颇和错误 ;以中外众多相似的语言现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 ,说明人类的心理体验、情感机制有共同的基础这一观点。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诗可以怨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 “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 “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象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 九辩》所说:“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象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成瘤”[2]。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I’hui tre),作者的文笔(l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1’éco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3]。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wie die Perle,die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4]。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象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象牡蛎的珠子(likethe pearl in the oyster)[5]。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一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象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 [6]。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ü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 iebefriedigungen)[7]。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跟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送孟东野序》是收入旧日古文选本里给学僮们读熟读烂的文章。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历举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等大作家作为“善鸣”的例子,然后隆重地请出主角:“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 就是“坎#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乐记》里两句话:“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具有代表性,道家和佛家经典都把水因风而起浪作为比喻[8]。这个比喻后来被儒家借为己有。《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句下,孔颖达《正义》引梁五经博士贺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韩门弟子李翱《复性书》上篇就说:“情者,性之动。水汩于沙,而清者浑,性动于情,而善者恶”;甚至深怕和佛老沾边的宋儒程颐《伊川语》(《河南二程遗书》卷一八)也不避嫌疑:“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我们也许该把韩愈那句话安置在这个“语言天地”里,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按照古代心理学,不论什么情感都表示“性”暂时失去了本来的平静,不但愤郁是“性”的骚动,欢乐也一样好比水的“湍激”或“汹涌”。所以,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一节应当这样句读: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有动”和“不平”就是同一事态的正负两种说法,重言申明,概括“喜怒”、 “悲愉”等情感。只要看《送孟东野序》的结尾:“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很清楚,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正象《汉书艺文志》讲“歌咏”时,并举“哀乐”,而不象司马迁那样的偏主“发愤”。有些评论家对韩愈的话加以指摘[9],看来由于他们对“不得其平”理解得太狭窄了,和“发愤”混淆起来。黄庭坚有一联诗:“与世浮沉唯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山谷内集》卷一三《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之一);下句的来历正是《送孟东野序》。

他很可以写“失时穷饿以诗鸣”或“违时佑以诗鸣”等等,却用“忧乐”二字来申说“不平”,也算是懂事的好读者。

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确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请注意!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全宋文》卷一九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正是说“和平之音淡薄”。所以,穷书生的诗才是诗的权衡。推崇“王公贵人”也正是抬高“憔悴之士”;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应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难这样有分寸。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会好;韩愈把反面的话添上去了,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有了这个补笔,就题无剩义了。韩愈的大前提有它的一些事实基础。我们不妨说,虽然“穷苦之言”的诗在质量上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穷苦之言”的好诗在数量上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不过,他的错误不很严重,他也找得着有名的同犯,例如十九世纪西洋的几位浪漫诗人。我们在学生时代念的通常选本里,就读到下面这类名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thoughts);“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und es kommt das echte Lied/Einzig aus dem Menschenherzen,/Das ein tiefes Leid durchgluht);“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Les plus déséspéré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Et j’en sais d’immortels qui sont de purs sanglots)[10]。上文提到尼采和弗洛伊德。称赏尼采而不赞成弗洛伊德的克罗采也承认诗是“不如意事”的产物(La poesia,come e stato ben detto,nasce dal“desiderio insoddisfatto”)[11];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WalterMuschg)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明诗常是隐蔽着的苦恼(fast immer,wenn auch oftverhüllt,eine Formdes Leidens)[12],可惜他没有听到中国古人的意见。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 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不至于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 才能说“穷苦之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作出好诗,得经历卑屈、乱离等愁事恨事,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 “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这原不足为奇;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gently smiling jaws)。我想起刘禹锡《三阁词》描写美人的句子:“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象传统里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13]。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古代”是召唤不回来的,成“贤”成“圣”也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和愿意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能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或范成大所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七《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此反之》)[14]。南北朝二刘不是说什么“蚌病成珠”、“蚌蛤结疴而衔珠” 么?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象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die drei Tauschungen)[15],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我只想举三个例。第一例是一位名诗人批评另一位名诗人。张耒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第二例是一位名诗人的自白。辛弃疾《丑奴儿》词承认:“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上半阕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阕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另一个事实,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端(“尽”)厉害的“病”痛、极端深切的悲“愤”。第三例是有关一个姓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孔齐《至正直记》卷四)。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诗要写得具体,心情该在实际事态里体现出来。假如那位上司没有当场询问,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受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未必想到姓李的在那里“无忧而为忧者之辞”。倒是一些普通人看腻了这种风气或习气的作品。南宋一个 “蜀妓”写给她情人一首《鹊桥仙》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脱空”就是虚诳、撒谎[16]。海涅的一首情诗里有两句话,恰恰可以参考:“世上人不相信什么爱情的火焰,只认为是诗里的词藻。”(Diese welt glaubt nicht an Flammen,/und sie nimmt’s für Poesie)[17]“春愁”、“情焰”之类也许是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往往只消“姑妄听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似乎恢复了小孩子时代的天真老实,把白纸上的黑字认真坐实,有时碰见“脱空经”,也看作纪实录。当然,“脱空经”的花样不一,不仅是许多抒情诗词,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历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尽管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18];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19],然而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20];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自注

[1]《扎拉图斯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Zarathustra)第四部,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1955)第2册527页。

[2]参看赵翼《瓯北诗钞》七言律三《闻心余京邸病风却寄》之二:“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语果为灾”;龚自珍《破戒草》卷下《释言》:“木有刘彰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3]墨希格(Walter Muschg)《悲剧观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第3版(1957)415页引了这两个例。

[4]《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vul)2卷4节,《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东柏林,1961)5册98页。

[5]《诗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of Poetry),卡特(J.Carter)编《豪斯门散文选》 (1961)194页。豪斯门紧接说自己的诗都是“健康欠佳”(out of health)时写的;他所谓“自然的”就等于“健康的,非病态的”。加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痛骂浪漫派把诗说成情感上“自然的分泌”(secrezione naturale),见布赛托(N. Busetto)《乔稣埃加尔杜齐》(1958)492页引;他所谓“自然的”等于“信手写成的,不经艺术琢磨的”。前一意义上“不自然的(病态的)分泌”也可能是在后一意义上“自然的(不加工的)分泌”。

[6]参看《管锥编》935937页。

[7]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50)第14册355又433页。  [8]参看《管锥编》12111212页。

[9]参看沈作《寓简》卷四,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涧诗序》,谢章铤《藤阴客赘》。

[10]雪莱《致云雀》(To a Skylark);凯尔纳(Justinus Kerner)《诗》(Poesie);缪塞(Musset)《五月之夜》(La NuitdeMai)。

[11]《诗论》(LaPoesia)第5版(1953)158页。

[12]《悲剧观的文学史》16页。

[1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王辅道《浣溪沙》:“娇多无事做凄凉”,就是刘禹锡的语意。

[14]范成大诗说:“多事”,王辅道词说“无事”,字面相反,意蕴相合。单字单词的意义构成了整句整篇的意义而又被它支配;部分和全体之间是循环往反的关系。参看《管锥编》169172页;又斯比泽(L.Spitzer)《语言学与文学史》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自注6,弗理门(D.Freeman)编《语言学与文风论文集》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1970)3638页。

[15]让保尔(Jean Paul)《美学导论》(Vorschule der Aesthetik)第52节引托里尔特(Thomas Thorild)的话,《让保尔全集》(1965)第5册193页。

[16] 与“梢空”同意。“经”是佛所,有“经”必有佛;《宣和遗事》卷上宋徽宗封李师师就说:“岂有浪语天子脱空佛?”

[17]海涅《新诗集》(Neue Gedichts)第35首,《诗文书信合集》第1册230页。

[18]参看《管锥编》946949页。

[19]例如罗勃-格理叶(Alain Robbe-Grillet)《为新派小说辩护》(Pour un nouveau Roman)(1963)55页引巴尔脱(Roland Barthes)的话,参看6667页。

[20]黑格尔也许是重要的例外,他把喜剧估价得比悲剧高;参看普罗阿(S.S.Prawer)《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1976)270页自注99提示的那两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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