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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精神的所在。“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概念。《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

士大夫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论语卫灵公》。 指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天地情怀 ,你可以分三部分论述, 天,地,人,何为天,何为地,人在天地中是个什么状态。这所涉及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

一个改革家,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家,在他的生前身后,往往会非议甚多,以致盖棺难以论定。然而,主持宋代第一次重大改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则是个例外。朱熹评论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刘宰评论他:“本朝人物,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范仲淹的改革同道韩琦评论他:“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宋代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评论他:“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前贤渺远,近哲可师。在宋代,乃至后世,这个失败的改革家,则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中的圣人。

士大夫精神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精神的所在(这是韩愈说的我认为可以)。因为士大夫阶层要比孔子学说早的很,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孔子的对士大夫的说法当成经典,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因为他可能去除掉一些本是士大夫一些人本的概念和功利主义,因为这不符合儒家的“仁政”及尊卑上有的观念。再者道家的也不能很好的说明士大夫的精神,道法自然固然是好但不符合士大夫的功利主义及阶级思想。可以说士大夫阶级是儒家,道家及其他学说研究的基本模型,它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观察这阶层的思想及动态来完善他们的基本学说。

有些人说这不确切,我说是不确切因为这只是我的思考结果。那么我说下我是怎么思考到这的。首先,我从士大夫阶层的发展来看,士大夫阶层最繁盛的时候应该在战国中叶,那么战国中叶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原本是只有靠贵族才能平步升云的士发展成为一个阶层哪?

那就是在战国中叶发生了,"天下之枢"--韩魏与合纵、连横斗争,这是什么样的"天下之枢"的斗争;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 ,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控制了这一地域,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下面韩、魏两国的特点:

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乙、晋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临晋)、蒲坂、皮氏,东端的宁、共、汲属魂,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东平原,所以交通便畅,无往而不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摘自:《战国策魏策一》。]。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沙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泅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淄济之间。”因为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两国家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中国之处而光下之枢也”。

其次是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洪迈《容斋随笔》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张议则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摘自:《战国策魏策一》。]。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议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摘自:《战国策韩策一》。]。

再次,韩、魏两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韩魏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注:《商君书兵守篇》:“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魏尚不具备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由于韩魏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魏,被当做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故此,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干其间。”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注:《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从上诉所看,这个斗争是很激烈以至于各个国家雇佣很多的说客、门生这就相当于智囊了,他们要研究纵横捭阖的权术建功立业。看看那些接六国之相印的人,和恐士大夫的精神的缺失与否。当然,士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表现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引以自豪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儒道墨法诸子纷纷粉墨登场,然而,历经岁月的沧桑和历史的汰选,“士”这一阶层也逐渐发生变化和重新组合,其中,儒法两家渐露峥嵘,成为当时“士”的主要思想信仰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儒法合流。儒家在精神上统治人民,法家作为权谋,二者结合,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同时“士”又掌握着统治大一统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信息的工具--------文字,统治阶级要使自己的政权得以长期延续,吸收他们进入统治集团是必然趋势,这样,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当然,这只是士大夫的雏形,他的最早成型与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使得那些信仰儒家的士者统一起来。成熟于明时的“科举制度”,规范了它。

今天,随着科举制度在清末的没落,伴随着士的阶级也就走到了尽头,他的存在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创造者,在他为中华历史长河中谱写千年来的旋律在近代也慢慢消声,现代人所追寻的士也只是先人们的影子罢了。我尊敬士这一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这一族,因为他们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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