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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舌

羊舌(xī),复姓羊舌,名,字叔向,又称叔、杨。春秋时期荀国绛州人。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历事晋悼公、晋平公、晋昭公三世。主要活动在晋平公,昭公时期(前557-前526年)。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家。历太子彪(后为晋平公)傅、大夫、正卿,执掌晋国国政近五十年,与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齐名。其事迹主要记载于《左传》中。 [1-2]

叔向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主张“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左传》昭公五年)。对郑人铸刑书.表示反对。在哲学上,叔向与老子的观点相接近,主张“务德无争先”(《国语晋语八》),这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观点有一致之处。表示忧德而贺贫,断言“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这与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坚持老子的“贵柔”思想,认为柔弱优于刚强。

叔向生年不详。晋悼公时,叔向因熟悉历史掌故,知识渊博,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彪即位,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长达30年之久。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范宣子把他的政敌栾盈的党羽全部杀死,其中有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叔向也受到牵连,被囚禁起来。有人对叔向说:“子离(罹)于罪,其为不知(智)乎?”叔向回答道:“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智)也。” [4] 后来,叔向得到祁奚的搭救,得以脱险。 [5]

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春季,秦国派使者来晋国讲和,叔向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指定行人子员接待。当时值班的行人是子朱,他几次自告奋勇要去接待,叔向都不答应,一定要等子员。子朱大怒,说,“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手持利剑就要和叔向拼命。叔向说:“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随即上前和子朱格斗,旁边的人赶忙拽住,劝解开了。 [6] 七月,辅佐晋平公接待齐国和郑国的君主。 [7]

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叔向参与弭兵会盟,过程中强调信义 [8] 、德行 [9] 的重要,而在盟誓次序上加以礼让。 [9]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两人都看到公室的衰落,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到了末世,但却又无可奈何。 [10] [11] [12]

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其《刑书》于鼎,公布于众。叔向闻讯,向子产写信加以批评。 [13]

晋昭公四年(前528年),邢侯和雍子两个人争夺一块土地,很长时间无法解决。叔向的弟弟叔鱼(即羊舌鲋)处理这起纠纷,本来是雍子理屈,但叔鱼接受了雍子的贿赂,反而断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把叔鱼和雍子都杀了。当时主持朝玫的韩宣子问叔向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叔向丝毫不偏袒他的弟弟,而是认为三人都有罪。特别指出自己的弟弟叔鱼鬻狱,是贪以败官,即使活着,也应该处死刑。 [14]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羊舌氏被灭掉 [15] ,封地被划分为三个县,全部落入私家手中,成为新贵族的辖地 [16] 。叔向在此前已经去世。

在叔向从政期间,韩、赵、魏、智、中行、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蕴含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革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只是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叔向做出的。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各自陈述了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前途堪虑。 [10] 叔向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叔向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末路,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 [11] 在这种形势下,他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衰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是“公族”。他说:“晋之公族尽矣。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但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 [12] 这就是叔向的政治立场,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他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

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外。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刑书的不妥,首先,“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铸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作用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大家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字里行间的空子,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所以,叔向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手中了。 [13]

叔向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23年以后,晋因也铸了刑鼎。无独有偶,也有一个人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的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 [17] 孔子同叔向一样,认为铸刑鼎是破坏贵族的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不但代表着旧贵族的利益,而且同孔子一样,是站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为已往的社会秩序辩护。

叔向的政治立场与旧贵族一致,又秉承西周的文化传统,因而他在处理政务时,总是以礼让为主,以诚信为先。

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时,诸侯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即将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会盟时,晋国得知楚国人去赴会时在衣服里面藏着铠甲,似乎要有军事行动。晋国的主宾是赵武,叔向做他的副手。赵武担心楚国人不怀好意,询问叔向的意见。叔向认为不必担心,个人之间的交往都要讲信义,何况是诸侯会盟这样的重大事件?假如楚国搞阴谋,背信弃义,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楚国若“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别国都不会赞成,那么它势孤力单,就不会向晋国发难。 [8] 后来,会盟终于举行,晋、楚两个大国又都要争先歃盟,抢占盟主的位置,相持不下。叔向对赵武说:“子务德,无争先。”让楚国人首先歃盟。叔向的这种风范,赢得人们的敬重。后来孔子修《春秋》,记载这次会盟,却列晋国于诸侯之首,据说是因为晋国能守信义,当然也包含着赞扬这种能够礼让的大国风度。 [9]

叔向不光是以他的言行维护西周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受到在西周传统熏陶下的人们的尊敬,而且以耿直名闻于诸侯间。当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游历各国,到晋国,特别叮咛叔向:“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18] 比如,有一次晋平公射鸟,中箭的鸟并没有死去,平公让仆从竖襄去捉,却没有捉住,让鸟儿跑掉了。晋平公大怒,把竖襄抓起来要杀他。叔向知道这件事后,见了晋平公,就说,“君必杀之。”昔日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曾在徒林射死一头猛兽“兕”,用兕皮做了铠甲,当今的晋君没射死一只小鸟,还没捉住,这事绝不能传闻出去,不然就太丢人了。所以非得把当时在场的竖襄杀掉不可。叔向这番半讥讽、半规劝的反话,说得晋平公十分尴尬,马上下令放了竖襄。他这样率直的谈吐,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吴季札告诫他要好自为之,谨防在私家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直言惹祸。

叔向性格耿直,为人正直,在其政治生涯中以维护西周礼乐文化传统和正直品格为人注目。但是,他以及他的家族始终站在代表旧势力的公室一边。在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不久,羊舌氏就被消灭。

季札:吾子好直。 [18]

孔子: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19]

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楚国人曾称羊舌氏为“强家”。叔向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

叔向有兄弟三人,即铜伯华、叔鱼、叔虎。叔向与其三兄弟合称“羊舌四族”。

申公巫臣之女,叔向因母亲的反对而一度不敢迎娶,其后在晋平公的强令下还是迎娶了她。 [20]

伯石,叔向与申公巫臣之女之子,即杨食我,晋顷公十二年被杀,羊舌氏被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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