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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理论

书法理论(Calligraphy theory)是对中国书法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特征,和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所进行的研究理论。书法理论包括:技法理论、书法史理论、书法家研究、书法文学等其它文化的研究、书体研究以及考释辨伪等。

书法理论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作为中国书法的先驱,理论领导实践嘛,理论要是不能对老百姓有作用就不叫理论了。理论本着为民精神,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强大的欣赏价值。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①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滥觞, [1] 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所在的奠基学说。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从图画直接引进、构成地道的象形文字;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成的象形文字;从祭祀庙膜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中国先秦伏羲氏时期,就产生了文字。考古学家论证是在龟甲、兽骨上刻画的甲骨文。因其是用以占卜、预测吉凶祸福,故称"卜辞"。但其已具备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要素:用笔、结构、章法等。殷周时 期,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即金文又称"钟鼎文"广泛流行。秦始皇大统后,统称为"小篆",也称 "秦篆",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掾书,就是官书。是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由于是官书。小篆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叔量诏版。兵虎符之类。标谁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先有大篆再有小篆。

在北朝文学开始兴起之际,郑道昭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长于写景,略具清拔之气,风格与南朝的谢灵运和鲍照相近,跟其他北朝诗人模仿齐梁不同。如《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的"双阙承汉开,绝□虹萦□;涧□禽朝迷,窦狭鸟过亟",《登云峰山观海岛》的"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笔力劲健,较有气势。他的文章,两篇是章表,无甚特色,仅《天柱山铭》尚有文采。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年)在莱州大基山依车、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宋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从此,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光彩大增,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石刻,使海内外游人墨客向往。

全称《汉鲁相韩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入《鲁相韩复颜氏繇发碑》《韩碑》等。汉永寿二年(156年)刻,隶书。纵227.2厘米,横102.4厘米。藏山东曲阜孔庙。 无额。四面刻,均为隶书。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礼器碑》所传拓本甚多。明拓断裂适当垂处,不遑写下一字,而引上脚使长,又与是碑‘年’字不同。”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得意之笔,记述了他与当朝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雅集兰亭、修事也的壮观景象,抒发了他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乘带酒意,挥毫泼墨,为众人诗赋草成序文,文章清新优美,书法遒健飘逸。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王羲之因此也被后世尊为“书圣”。后人在研究其书法艺术时赞誉颇多:“点画秀美,行气流畅”,“清风出袖,明月入怀”,“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确实如此,传说王羲之以后也曾再书《兰亭序》,但均逊色于原作,所以《兰亭序》原稿一直为王羲之视为传家之宝,为王氏后代收藏,传至王羲之第七代时被唐太宗李世民“骗”入朝廷,唐太宗得《兰亭序》后,曾诏名手赵模、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钩摹数个乱真副本,分赐亲贵近臣,之后民间也广为临摹,但无一胜过王的原作,所以《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视为稀世珍品而最终殉葬,这更让后世对《兰亭序》原作崇敬不已,冠以中国书法第一帖的美名实在无可争议。

怀素(725年~785年),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以“狂草”名世。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刻苦临池,采蕉叶练字,木板为纸,板穿叶尽,秃笔成冢,其后笔走龙蛇,满纸云烟,王公名流也都爱结交这个狂僧。鲁公(颜真卿)亦为之心折,与师旦夕切磋笔法,获益良多。他性情疏放,好饮酒,酒酣兴发,于寺壁里墙,衣裳器具,无不书之,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与张旭时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不可企及的高峰。传世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诸帖。其中《食鱼帖》极为瘦削,骨力强健,谨严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心情不同,风韵荡漾。真是各尽其妙。米芾《海岳书评》:“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唐代诗人多有赞颂,如李白有《草书歌行》,曼冀有《怀素上人草书歌》。

张其凤教授对各时期的书法碑帖进行了梳理,著有《中国名碑名帖集字创作大字典》。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评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藉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一对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质基础。

谢赫,南齐时代(公元479502年)他的《古画品录》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谢赫提出绘画的“六法”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气韵生动”。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用几年的时间,专门写“永”字。他认为这个字具备楷书的八法,写好“永”字,所有的字都能写好。以后,王羲之的孙子智永又将这“永字八法”传给虞世南,再后来,经过很多书法家一直传了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书法: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

秦始皇统一国家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 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 ,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 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 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 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是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书迹之一。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 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 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 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字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 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隋朝和之后的唐朝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前启后之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

平正淳和 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 、峻严方饬 如《董美人墓志铭》等 、深厚圆劲 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秀朗细挺 如《龙藏寺碑》等。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

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 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 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 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柳公权说过:“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写出好字。”

隋唐五代书法总结:

隋至唐初:隋统一中国,将南北朝文化艺术兼容包蓄,至唐初,政治昌盛,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的遗法中蝉蜕出来,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出来。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

盛唐、中唐阶段: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