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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

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湖北麻城人。早年投入武昌第八镇当兵,曾加入共进会,参加辛亥武昌首义。1913年退役经商。后又弃商从军,在大同镇守使孔庚部任排长,不久解职回鄂。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拥戴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为总司令,他自任新兵训练总督。后因吴光新军自川回师,石部溃散。他见机收容,得数百人,退入湖南。旋为新任鄂军总司令李书诚收编,任团长。1920年夏团扩编后任鄂军司令,卫戍长沙。1926年就任鄂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隶唐生智第八军。1927年初,所部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仍任师长,驻防宜昌。5月17日,率先发动叛乱,反对武汉政府,被蒋介石擢升为新编第十军军长。是年7月,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翌年缩编为中央军第十三师,调驻皖北。1929年兼任湖北省警备司令,次年,兼任武汉警备司令,旋调任第十三军军长兼领十三师师长。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抗战期间任国民党三、四、五届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返鄂经营煤矿。1951年逝于香港 [1]

夏斗寅(1886-1951),字灵炳。湖北省麻城市木子店镇搁船山村夏家垸人,生于1885年。早年丧父。 1906年加入同盟会,入湖北新军,任三十二标队官、第二大队队副。

1911年,率部参加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北陆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一度退役经商,后前往山西投奔同乡孔庚,不久回乡,在石星川部下任掌旗官。1912年投奔陕西大同镇守使署,任排长、卫队营机枪连连长,湖北陆军第一师工兵营营长。1917年,石参加护法战争,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打垮,夏在奔逃途中捡到一口装满钞票的皮箱,遂自拉大旗招纳败兵,组成了自己的武装,人称“皮包将军”,出任湖北新兵训练总监。不久,夏在湖北无法立足,退往长沙。1919年,夏率部参加湖南军队对王占元的战争,再次兵败,退往湖北、江西和湖南交界地区。

1926年,随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1师师长,参加北伐,攻克武汉后,任独立第14师师长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兵变,攻打武汉,为叶挺独立团击败。夏后又反对唐生智,拥护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十三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和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受到蒋介石的器重。1932年,被任命为湖北省主席、陆军上将。

1930年任第21路军总指挥,随蒋参加中原大战,1932年3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3年辞职,改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193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南昌行营总参议,后任成都行辕总参议。

夏斗寅在湖北期间培植自身实力,遭到蒋介石猜忌,1933年,其湖北省主席一职被张群取代。1935年4月铨叙为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被日军攻占,夏被任命闲职,在成都闲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夏斗寅拒绝蒋介石的邀请,退出军界,经营农场及煤矿事业。

抗战爆发后曾任国民政府新兵训练第1处处长,1948年任立法委员,1949年在武汉参加和平运动,签名迎接解放军进城,任武汉治安委员会委员。1950年自武汉前往香港,在六国饭店以观星相为业。

1951年6月23日在香港病逝。

夏斗寅1886年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东木区搁船山村夏家垸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夏斗寅的父亲是穷苦农民,在儿子出生后不久,突然病故。母亲梅氏白天上山拾松枝做灯火,夜间帮人织麻纺线,为乡邻缝补浆洗,纳鞋搓衣,赚得少许钱粮供夏斗寅上学读书,维持生计。 夏斗寅13岁时母亲又抱疾离世,他生活困窘,学费无着,赖祖父母抚养成人,15岁的他背井离乡,随族兄夏慕云浪迹至武昌,1901年入湖北武备学堂半工半读,1904年毕业后分配在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队从军。由于身高貌正,当了标队官。随后又任大队队副,1906年加入共进会。1911年率部参加了辛亥革命。任新军第三十二标第二大队副队长,参与进攻督署。旋任民军第一混成协营长,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北伐左翼军督战官,曾参加汉口刘家庙等战役。1912年2月湖北新军裁编,离队回家乡开茶馆,因经营不善倒闭。不久去河北保定,会晤麻城同乡张森于保定军官学校,经张介绍至山西大同,投晋北镇守使张笃伦(湖北安陆人)营,任排长。9月升任卫队营机枪连连长。后随张笃伦返鄂,张任鄂军第一师石星川部参谋长,夏斗寅任该师第一旅第二梯团掌旗官。1917年11月石星川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在鄂西(宜昌、荆沙)树起湖北靖国军的旗帜宣布独立。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期间,由于夏斗寅从军后英勇善战,拥护孙中山,深得石川星赏识,并提拔他担任工兵营营长,可是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令吴光新部旅长朱廷忏剿灭石川星,两军对峙于宜昌磨盘山,经过一周激战,石部全军溃败。夏斗寅骑马星夜向沙市逃奔,途中,见一水田中有一口大皮箱,他与一贴身卫兵抬到田边打开一看,竟是满箱钞票,于是他将大皮箱搬上战马,徒步护行。石川星部残兵纷纷自沙市渡江而逃,夏斗寅灵机一动,扯起了一块红布做团旗,并大呼:“跟我走吧,我这里有饭吃!”溃兵见团旗高举,以为部队长官仍在军中,便紧跟团旗行进。走到公安县,夏将团旗插在要道口,招兵买马,声称他奉命收容部队,开箱发饷。趁乱收集散兵2000多人,在湘鄂边界成立了武装,并由此而发迹。

时李书城奉孙中山命,任护国军湘西总司令兼督办,夏斗寅闻讯立即率部奔赴湖南津市,经李书城编为湘西护法军第二梯团长。1919年冬,蒋作宾、孔庚在湖南长沙组成湖北省自治政府自治军,夏任自治军混成旅旅长。1920年4月“直皖战争”爆发,率部赴湘,参与驱逐皖系湖南都督张敬尧,任长沙城防司令。1922年1月率部返鄂,任鄂军司令。1926年,随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8月随北伐军于武昌金口渡江,攻占汉阳。9月,克汉口,编为独立第十四师任师长,并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9月,为防川军入鄂,夏部进驻宜昌、沙市。

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乘武汉防务空虚,率部奔袭至武昌纸坊(今属江夏)一线,企图配合蒋介石、杨森攻取武汉,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被叶挺等部击溃,逃到安徽,1928年蒋派人携带数十万元现金和许多慰劳品,慰劳夏军,被任命为新编第十军军长(驻安庆)。后改任第二十七军军长,整编十三师师长。1929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警备司令,夏在任警备司令时,将看守所、监狱中数十名政治犯全部杀害。据档案记载,仅按判定程序残杀的革命志士1000余人。

此时,武汉政府所统率的唐生智部与蒋介石有矛盾,唐生智也拉夏共同反蒋,任命夏为“护党救国军讨蒋前敌总指挥”。夏即在信阳召集全军干部会议,当众宣布蒋、唐双方的任命和任务,征询部属意见,部属一致主张拥蒋反唐。会后,夏斗寅令工兵营将平汉路信阳北面铁路大桥炸毁,部队投入反唐战斗,蒋看夏斗寅有“助己灭异”之举,急令其嫡系部队四个师,日夜兼程北上,归夏斗寅统一指挥,于是讨唐之战在河南确山展开。苦战半月,夏斗寅终将唐生智部全部击溃,并俘虏官兵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

1930年,任“讨逆军”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兼陆军第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率部沿津浦路北上,在山东曲阜与阎锡山两个师、一个炮兵旅苦战月余,将其一举击溃,动摇了阎锡山称霸津埔、挺进中原的野心,为蒋介石收编阎锡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夏斗寅备受蒋介石的喜爱,与其结拜为兄弟。

1931年夏,武汉遭遇水灾成泽国,夏斗寅乘机教唆地方绅商高重远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控诉湖北省主席何成“绥靖无方,防洪失职”。1932年,蒋介石撤何以夏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夏迁湖北省政府原址(清朝藩台衙门)于武昌胭脂山麓旧巡警道衙门新址。夏渐渐认识到蒋介石对内消灭共产党,对外消极抗日。于是他在湖北招贤纳士,广集宏猷,自行设置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专致“强省富民安内攘外事宜”。然而,事未成气候,蒋介石有所察觉,便亲自派人查封扼杀,还怀疑夏“居心叵测有野心”,对他放弃剿共,“异想天开”大为不满。将其撤职。193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并授予一等宝鼎勋章。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新兵训练第一处处长,后调往四川成都,让他挂着成都行辕上将总参议的头衔,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曾多次请战抗日,驰援“台儿庄”协同李宗仁,均被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婉言拒绝。抗战胜利后,成都行辕撤销,夏由四川回到武汉,蒋介石密令他为“中原剿共总司令”,让他继续反共,秘密筹划全面内战。夏斗寅借故身体有病推托,在武汉经营他的东湖农场,试图摆脱蒋介石。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夏斗寅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救济委员会”筹建工作,在布告上签名拥护共产党。同年5月,人民解放军攻克武汉,夏斗寅任武汉治安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利用军统特务人员恐吓夏斗寅,“共产党不会容留刽子手,蒋某人也不想失去大将军”,让他自酌。此时的夏斗寅内心非常矛盾,自悔过去反共,心中恐惧难安,同年7月夏斗寅跑到台湾。到台后,蒋介石不但不给他薪水,还扬言要查办他“通共行为”。夏斗寅不得不连夜跑到香港。从此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流落在香港六国饭店以看相算命为生。两年后的1951年他死在香港。

蒋介石手下众多的高级将领,大多是豪门贵族出身的子弟。而出身贫寒的夏斗寅,却被蒋介石格外器重,当上国民党陆军上将,中央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四川成都行辕上将总参议等要职。抗战期间,任第五战区司令的李宗仁,谈及湖北省,有这么一番评价:“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浚、杨永泰、张群、黄绍)。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文中可以看出,夏斗寅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心目之中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不能完全归结为别人的排挤,夏自身的确有着致命的弱点,例如:出身低微、无文化、目光浅短、不思进取、不自重、行事愚钝等等。有关他的佚事趣闻,史料流传很多,不能尽述,下试举几例:

“汉水入江口北岸(今武汉市水上运输公司码头)曾经有一座龙王庙,每年的夏秋两汛,香火特盛。1930年,汉口市政府工务局为了修建沿河马路,拆除了这座庙。第二年三镇大水。有人说:‘拆了龙王庙,惹得龙王爷发脾气。’于是延请某寺高僧,在该地筑坛念经,朝夕拜祷。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也亲临拈香,冒雨跪在渍水中,向江面三跪九叩首,哀求龙王爷大发慈悲……”

“夏斗寅当上湖北省主席后,时刻担心君临他上的驻鄂绥靖主任何成浚的报复和卷土重来。在蒋介石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留居武昌期间,不时直接往见蒋,哭诉何成浚如何暗中与他为难,妨碍他施展省政事务。有一次竟跪在蒋介石面前,涕泣陈词,要求蒋的公开支持,此举引得蒋的反感。第二天,蒋下令召集扩大总理纪念周,党政要人(何成浚未到)出席。蒋于席间大发雷霆说:‘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作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个屁也不敢放,现在省政府交由湖北人自己管理,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击,成何体统。真是省政府主席无耻、省党部委员也无耻。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佬,真是难缠。’一顿臭骂,夏斗寅当众最为难堪。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说引起轩然大波,湖北人都认为蒋出言无状,蒋也自觉冲口而出,有碍官箴(尤其是在湖北人的地面上),乃派宋美龄出面举行茶话会,招待省府、省党部要员以及湖北省上层人士,说了一些讨好湖北人的话,一场九头鸟的风波才算平息。”抗战期间,蒋介石任夏为成都行辕上将总参议,一个很舒服的闲职,以安慰夏于官场的失落。据传,夏曾数次向蒋请战,期望战场重建军功以挽回以往的声誉,但是未得应允。1945年,抗战胜利,夏回到湖北,无官无职。1946年,夏当年的部属十三军军长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任湖北省参议长,捧场助势的人非常多,尽是湖北本土的头面人物,包括受过何的恩惠的徐源泉。此时,夏公馆已是门庭冷落鞍马稀了,曾经有过官场荣华如水而逝,百无聊赖之中,夏常至东湖养云山庄枯坐,卧看湖上闲云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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