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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红军将领)

夏曦(19011936),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劳侠。湖南益阳桃花江镇(今属桃江县)人。毛泽东同学,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湖南革命运动。是湖南群众运动的重要骨干,湖南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邓中夏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在此期间,夏曦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行动,1936年2月28日,在毕节涉水过河时夏曦因身体疲倦被卷入漩涡而死。

1901年8月17日生于益阳县双江乡杨家坳村(今属桃江县)。 [1]

1915年考入益阳县立龙州高等小学堂。

1917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第一师范学生“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旋与毛泽东等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同年10月,与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湖南最早的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

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曦经毛泽东推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会议,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1922年回国后,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员。

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1923年3月,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期间,由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中开展统一战线及有关工作。4月,他返回长沙后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湖南筹备处负责人。

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开展湖南的各项革命活动,他和何叔衡等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省党部。

1925年春,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人,分别被选为执、监委员。

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在国民党省党部中担任中共党团(即党组)书记,又是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6年8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夏曦和唐生智、何叔衡、谢觉哉、熊亨瀚等分别被选为第二届执行和监察委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夏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参加“五大”回湘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曦继任省委书记。

1927年8月1日,夏曦参加了由贺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之后即去上海,并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回国,被党中央派到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1年1月,夏曦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省委。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前一段时期,他在组织反“围剿”、建设工农政权和游击队做了很多工作,但随着王明“左”倾错误的发展,他逐步脱离群众,排斥不同意见。在肃反运动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捕错杀了很多革命好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乡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夏曦开始认识到肃反中的错误。11月,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撤销了他的全部领导职务。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1935年3月30日的电报中,对夏曦进行了客观分析和妥善处理。夏曦受到批评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继续在边区工作。 [1]

1936年2月28日,夏曦前往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联系长征事宜时,带着一名警卫员和两名战士,徒步渡河。因工作紧张,身体疲惫,行至河心深处,忽然一股急流冲来,他和警卫员被急流卷入旋涡,溺水死亡,时年仅35岁。(另有一说法为被土匪袭击后落水《红二方面军战斗纪实》)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

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又做姜琦,此人是夏曦的亲戚。)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3万7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三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夏曦亲自拉开了湘鄂西“大肃反”的序幕,把党内正常的分歧都当成“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下简称“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一个公开的事实是,三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三千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当时夏曦定了各种名目抓人:二人相遇,一起回到屋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 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加以“好吃会”之名;女同志拉家常,被打成了“荷花会”反动组织……而一人成了“改组派”,一经逼供,往往牵扯出一串人。

思路简单:如果上级为“改组派”,那下级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搭档的政治委员必然是;首长是,警卫员必然是……一旦成了“改组派”,之后遭遇惨绝人寰。据说,光逼供的酷刑就达20余种。“鸭子凫水”、“背火背篓”,光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当时一起被刀棍所杀的,还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万涛死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毛泽东《蝶恋花》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句,“柳”即柳直荀,“君”是柳妻李淑一,50多年后才知道丈夫的真正死因。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当时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还能挖出白骨。段德昌,红三军第9师师长,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肃反”也难逃一劫。他对夏曦的做法提出质疑,随后立即被逮捕。段临死前提出3个要求:给顿饱饭;妻女为烈属;子弹留着打敌人,用刀执行。执行者为了折磨段德昌,选了一把钝刀将他砍死。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1936年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夏曦神秘死亡,死因至今众说纷纭。 [2-5]

夏曦: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这种不文不武、不伦不类的打扮恰恰是他的真实写照。说他是“武将”,他却根本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却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他是“文官”,却不守文官的本分,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一言不合,置人死地,全没有度量;说他不是“文官”,却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画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手腕极其毒辣。

夏曦,生于一九零一年,死于一九三六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以后和何叔衡一起创办学生联合会,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说起来,夏曦和郭亮、柳直荀等人都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夏曦本人不仅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代会上),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五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拟定了“包括加强工农武装和组织工农义勇队反攻长沙为内容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然而,就在这时,夏曦临时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没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离开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种下了后来夏曦杀害柳的原因。

在参加南昌起义时,夏曦结识了身为总指挥的贺龙,两个人又都是湖南同乡,所以,交谈很愉快,不过认识时间很短,其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走到了一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六届四中全会上,夏曦当选中央委员,1930年3月,前来湘鄂西就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1931年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遇害。周逸群的死实际上始终是个谜团,当年就有人指出是党内出了叛徒,但是,一直没有证据,八十年代的时候,存在一种意见就是夏曦是暗害周逸群的主谋,不过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也就没有定论。

周逸群死后,夏曦更加毫无顾忌的推行王明的盲动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当时中央是博古在主持工作(王明生病了),博古一直支持夏曦,并派中央代表(相当于钦差大臣)到湘鄂西支持夏曦,于是夏曦反咬一口。1932年,中央派遣关向应作为中央代表来湘鄂西调查,下车伊始,关向应就一屁股坐到了夏曦的一边,坚决主张展开肃反运动,并且对湘鄂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此时知道夏曦和王明的关系,因而,拚命团结夏曦,主动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而推举夏曦为书记(夏曦党内的地位当时实际在关向应之下),而且,对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的夏曦的亲信江奇(又做姜琦,此人是夏曦的亲戚。)大加称赞,夏曦就此任命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任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先行抓捕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说他是改组派。夏曦、关向应、江奇接着顺藤摸瓜,先后抓了功勋赫赫的潘家辰、万涛,而且,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拷打,潘家辰被捕以后,连续毒打,后来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万涛被捕以后彻夜拷打,哀号之声人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当着群众的面,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用木棍打死。

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已经改称红三军的原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江奇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湘鄂西的老人提起他来,至今都毛骨悚然。江奇发明了20多种刑罚,其中像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不死即残。江奇一见面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洪湖。鄂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妻子就是著名的李淑一女士回忆:柳直荀几乎每天都被拷打,直至深夜。判处死刑的那天,柳直荀和万涛等人其实都已经残废了,还是被乱棍打死,连尸体都没找到。这一次被杀的有:万涛、柳直荀、潘家辰、彭国材、戴补天、刘格非等。都是创建苏区的首脑人物。

在万涛、柳直荀的事件中,贺龙问过夏曦一句:为什么说他们是改组派,他们都是创建根据地、苏维埃的人。夏曦说:正因为他们创建了苏区,他们才是改组派。贺龙说你说的道理很深刻,我要慢慢的理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贺龙在肃反中的表现:以往在整贺龙的时候,把夏曦的错误说成是夏贺同流,这是违背历史的,但是,自从为贺龙平反以后,又改成贺龙和夏曦做出坚决的斗争,这同样也是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的。

贺龙在当时的处境是相当微妙的,夏曦有一段时间对贺龙也产生整一整的想法,和关向应说过,关向应事事迎合夏曦的意见,唯独此事唱了反调,他说:“你我要是把贺龙也给搞掉,那么,中央不杀我们,国民党也要杀了我们。军事上没有贺龙是不行的。”阻止了夏曦的蛮干,而按照夏曦和江奇的原定计划就是准备收拾贺龙,不过,也不是杀掉,就是教训一下,后来,果然找到机会,夏曦借口统一管理,把红三军撤销,改编为5个团,统一归夏曦领导,还是关向应出面,恢复了贺龙的军长职务,所以,直到多年以后,贺龙仍然感激关向应。贺龙虽则是当时湘西的名义上军事最高指挥,然而出于贺龙自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他做国民党军长的历史让他在我党内部的斗争中除了拼命表态之外别无选择,曾经有一位和贺龙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说过这样一番话:“其他人十分忠于党就可以了,贺龙同志就要十二分的忠于党,这样他才能过关。”直到文革期间打倒贺龙时,贺龙的所谓的历史“污点”诸如大军阀、大土匪之类仍旧被看作斗争的重点,由此可想而知,早在湘西阶段,贺龙如果不绝对的服从夏曦,那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贺龙在肃反过程中,力所能及的就是保护一些中下阶层的指战员,比如他救护王炳南的儿子,给这位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留住了后代。

夏曦杀害湘鄂西优秀的指挥员段德昌是最令人发指的,因为已经有文做过介绍,此不赘。在杀掉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等人后,夏曦解散党委,另外成立了由他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负总责。然而,时隔不久,第四次肃反开始了,委员会中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以外,其他三人就是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也被杀害,罪名也是老一套,改组派。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0000多人减员为4000人。

四次肃反以后,人物凋零,夏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这时贺关合作的开始,此后,他们一道建立了黔东根据地,并且和任弼时的红六军团会师。1934年6月19日,湘鄂 西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教训。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因大搞“肃反”运动,加上重用国民党特务江奇,夏曦受到大家指责, 因而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指 示信,指示严厉批评夏曦等人“肃反”扩大化、解散党团组织等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并坚决取消了第五次“肃反”计划。1934年10月,中央任命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三人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夏曦免职11月上旬,任弼时、王震、萧克、贺龙等召开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给他戴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同时,夏曦承认“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并声称自己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上报后,中央认为批评夏曦是对的,但组织处理不合适。1935年1月,全军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夏曦的左倾错误,此前,江奇已经被处决。会上,关向应出人意料的狠批夏曦。倒是王震对已经被批判的夏曦表示了少有的热情,1935年3月31日中央致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可以说,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虽有排斥异己巩固最高领导权的个人意图,但更多的是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迷信。正如他自己辩解的,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认为搞的越左,就越革命,属于典型的“好人”办坏事性质。 此后夏曦被任命红六军团做政治部主任,王震主动看望夏曦,并且和他以及萧克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当年王震拉着犯了错误的夏曦的手并且让夏曦坐在中间(此照片收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此后夏曦继续在湘鄂川黔 边区工作,并参加了长征。而夏曦也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 在谈起湘鄂西苏区 “肃反”扩大化问题时,他总是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 账啊!”--《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平心而论,夏曦和张国焘不同,他在湘西肃反是胡杀乱砍。他自己身边四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三个!他感觉杀的越多,搞的越左,就越革命。此人后来在过河劝降土匪反正时,离奇溺毙,也是尸骨无存。也有一说是:1936年2月28日,随部队长征途中,在毕节涉水过河时因身体疲倦被卷入漩涡而死亡。

1936年3月2日,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向西北方向出发,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却坐卧不安。他派人到席大明部,劝说他们一起北上,却无回音。此前,红二、六军团攻克了毕节县城,收编了几股地方武装千余人,并将这些人编入新成立的抗日救国军,由开明绅士周素园老先生担任司令。席大明部被编为第一支队。红二、六军团出发前,开明绅士周素园坚决表示同红军一起北上,若能拉走席大明部当然更好。此时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多一兵一卒也是有用的。出于这一希望,夏曦与周素园、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三人坐在河岸边等了很久。周、邓二人都劝夏曦,不要对席大明抱太大希望,因为席部带有明显的家族武装性质,武器也是当地2000余户共同出钱买来保家的。红军不远离黔西北,席大明部还有可能一起行动,如果远征,他们是不会跟着走的。不久,派到席部联络的人匆匆赶回,告诉夏曦说,席大明不愿意跟红军走。夏曦不甘心,马上过河,妄想亲自出马去说服席大明。他走过了七星关这个毕节通往席大明活动区域的隘口,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夏曦是如何溺水的,大致有两种说法。溺水死亡,是有当事者证明的最可靠说法。据回来的人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至河中心时,被忽然而来的一股激流卷走而丧命。至于为何响枪,说法也不一:一说是沿途村庄的人为了警告来人鸣枪示警,一种说法是席大明部在山麓两侧狙击企图杀害夏曦。返回时,两名警卫员一人在后掩护,因夏曦不会游泳,另一人背负他过河。走到河中心,这名警卫员失足跌倒,夏曦落水活活淹死。当时担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得知政治部主任夏曦未归,部队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尸体。这个曾经名满三湘,亲身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却又对自己的同志大挥屠刀的怪人的尸首被埋在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那一年他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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