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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行第录

在唐人诗文集中,常有以行第(排行)相互称呼、或以行第和官职连称的例子,如《昌黎集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将白居易称作“白二十二”;《白氏集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称李绅为“李二十侍郎”;女子也有被称作二十几娘的。这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后人颇费考索。本书以姓氏笔画和排行为次序,详加考释,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理想工具。另外还收录了作者的《度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和《唐集质疑》三种著作,以备互相印证。

唐人的这种第不是按行一父所生的兄弟长幼次序计算,而是按曾祖所出而定。又加上行第之称相当复杂,使后人往往难以知其真名,从而给我们阅读和研究唐代诗文、历史造成了一大障碍,所以亟需帮助扫除这一障碍的工具书。但是,以往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多,致使唐人行第之碍长期摆在读者的面前,直至196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录》后,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清除。

岑仲勉先生是研究唐代历史的著名专家,生前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甚富,成果累累,《唐人行第录》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岑先生在治唐代文献的过程中,苦于其中行第的记忆,就取其常见者笔之别纸,并打算撰写《唐人行第录》一书。1938年8、9月间,岑先生在昆明和陈寅恪先生具体谈及了撰写计划,“布置稍定,历览全唐诗、文两大巨帙,有见必录,资料已得什九,则又念之功,非时所急,蓄之箧衍余二十年,故纸已渐霉烂矣。”(《唐人行第录自叙》),后经重新整理,终于写成了这本“小道可观”而工程巨大的《唐人行第录》。在将此稿交中华书局付印前,岑先生不幸因病而来不及亲自复加校阅就去世了。

《唐人行第录》的编纂方法是:以姓为纲,依笔画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为先后;同姓者依行第次序为先后,如李大(不称李一)、李二、李三等以次而降;行第相同者按作家所处朝代为先后;如认为非同一人,则以“又”字表示,知其名者注名,未详者阙;每一条下必列本据一项或多项,其为一般熟悉或本据太多的摘要说明;怪异之类,如姓氏、行第与人无殊,亦顺次编入,免生读者误会。

乍观上述这些编纂方法,只不过是顺姓氏笔画、数目次序排比而已,似乎相当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人的行第,可能由于讹传,有几种不同,如“孟六浩然”,或作“孟大”、“孟八”,岂易断定“六”“大”“八”之是非?又唐代文人的称谓,往往不循一格,有称其行第与名字、行第与官职或单称其官职之间的差异,也有称其行第与各个时期历官之间的差异,如岑参称王季友曰“王七季友”、“王七录事”、“王录事”,韩愈称侯喜曰“侯十一”、“侯协律”、“侯主簿”等。更令人惶惑的如:常见称“李六”者,计有八人,其中李景俭一人就有数种称呼。由此等等,要求其真名,并非易事。所以,岑先生在撰写《唐人行第录》时,不仅历阅了《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唐人专集和唐人笔记,而且查阅了《太平广记》、《唐文续拾》、《唐文拾遗》、敦煌抄本及近代出土的唐人墓志等,从中广泛搜罗唐人行第和有关旁证材料,对原文或记载上已著明的名字与行第,则抄录之;若行第有参差的地方,则取其可信者;原文和记载上未著明名字的,则考定或拟议。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五种不同的考定方式:依文义以定其姓,依事实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义正其名与行第,姓名、行第、官历与事业互相串合。在考定中,引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如“又李六景俭”条:在指出“元、白两集称李六者数人,容易相混,景俭尤数见,兹故就其应属景俭者汇列于下,庶览者无徒劳辨索”之后,搜辑考证了吕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窦巩等人诗文集中涉及到李景俭的作品,在数个称“李六”的人中,辨清了哪处是指李景俭,哪处不是指李景俭。凡属纠缠不清、恍惚迷离及讹谬等行第姓名,岑先生都是这样运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翔实的考定,达到了科学可信的程度。这是《唐人行第录》的最大优点。

在辨别行第的真姓真名的同时,又纠正了后人在编纂唐代诗文遗集时,由于昧于唐人习惯,将行第张冠李戴而造成把张作收入李集的错误,如“又张二十继”条:

全诗四函张继收《酬张二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一首,乍看之,似为张继和张二十及窦叔向之诗,细思之则不然。唐人共姓者必攀亲,题应作“酬二十员外兄(或叔之类)窦前博士”,不应言张二十员外,一也。继官至检校祠部员外,同是员外而酬答,应有阁老等字样相称,今诗无之,二也。盖此诗之前二首为《送宾十九判官使江南》,窦十九即叔向,乃继所送诗;“酬张二十员外”乃叔向和诗,唐集对唱和之诗,常同编一起,故题下标和者“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之名。后世人不明中古习惯,遂并窦诗而误为张诗矣。唐诗中所传作者往往不同,其中尽有一部是由于此类误会,安得一一清理之。今此诗之作者既明,应即剔去,移入同函窦叔向下。……

虽然,唐集真本不可复见,对象上例之类的错误难能一一清理,但岑先生还是有见必录,并运用自己相当熟识、丰富的关于唐代社会风习方面的历史知识,纠正了全唐诗中许多错将张作为李作的现象,使篇还原主。这不能不说是《唐人行第录》的又一优点。

总之,《唐人行第录》为我们在阅读唐代诗文而游于行第的迷宫时,起了“导游”的作用。于此同时,对我们广泛地、正确地利用唐代历史资料、研究唐代文学、习惯、历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唐人行第录》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它不够完备的地方,正如岑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名字方面,本编所阙甚多,苟能博通乎史实之联系、作家之交际、人事之变化、文字之检查,可补入者当不在少数,”在本书所录的行第下面,“名未详”者十有二、三。存疑而未能决定者也不少见。如“又刘大(?)伯刍”条:“全诗四函窦群《赠刘大兄院长》,疑伯刍;伯刍,旧一五三、新一六○有传。联珠集作伯翁金州员外司马,然据传未贬此官,故存以俟考。”还有象“赵八”条:“……可能同一人”这样不够果断的结论,我们在使用《唐人行第录》时,应予注意。

最后,我们再略谈一下《唐人行第录》一书的用法。此书所收入的唐人行第及名字,是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制而成的。书末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综合索引”、“笔画顺序检字”三种。如果你要查“李二十”条,先找出“李”字的四角号码4040,然后再从“综合索引”4040处便可查出“李二十”的所在页数,倘若你不懂四角号码,就到“笔画顺序检字”栏里去查。此栏依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的,再依点起、横起、直起、撇起排列,每字后注明了四角号码。如“李”属七划横起,后注着4040,再回到“综合索引”4040处就可查得。为了使所录的行第及姓名相互印证,书中又附有岑先生的三种杂著:《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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