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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1]

除了八大家之说以外,另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四人,称为宋四家,或宋朝古文四家。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韩愈、柳宗元在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期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王安石、曾巩也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唐宋八大家又分为唐二家(韩愈、柳宗元)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2]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八代:宋、齐、梁、陈、魏、齐、周、隋);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汉族,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祖籍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享年不到50岁。著有《柳河东集》等。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4] ,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与其父苏洵(1009~1066)、其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5]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王安石。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曾巩(1019年-1083年),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曾协、曾敦)之一。 [6]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7]

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8]

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则或峭拔而又峻洁,或清邃而又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额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嘉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21]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4]

苏洵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辙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出生,仁宗嘉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六年(1061),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

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八年(1085),旧党当政,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直至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居生活,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卒于1112年十月三日(10月25日),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神宗熙宁二年(1066),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 [9]

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佑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佑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佑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佑”,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9]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6]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

艺术风格

韩愈被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笔”之美称。 [6] 他的散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清河张君墓志铭》、《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10]

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艺术风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5类:①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4]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4]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艺术风格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艺术风格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5]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艺术风格

苏辙的散文表现出迁洋泊的风格和秀杰深醇之气,他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己的主张。其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者,气之所形”,并论及“养气”之法。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皇帝书》、《六国论》、《三国论》等,皆能以古鉴今,针砭时弊,在革新政事上颇有见地。此外,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如《墨竹赋》,描摹竹子的情态细致逼真,富于诗意。其文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鲜明地体现了苏辙散文的风格。他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0]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10]

艺术风格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艺术风格

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如其为人,崎岖挺拔,刚劲有力雄健简古。其政治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见解卓越,如《读孟尝君传》短短24字却否定了历朝的观点实属千秋传诵之名篇。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次肆,很有说服力。艺术风格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苏洵的文章多为政论和军事论著。如《衡论》、《上皇帝书》等文,以古鉴今,明确提出治国兴邦的政治革新主张;在《审敌》、《六国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为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同时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将才等主张。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艺术风格

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主张先道而后文。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越州赵公救灾记》,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诗文作品《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原毁》《师说》《进学解》等

其他作品杂文有《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诗文作品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

哲学作品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石渠记》《小石城山记》等。

诗文作品《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11]

诗文作品《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其他作品《栾(luán)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3卷。 [12]

诗文作品《寄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诗文作品《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诗文作品《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2]

韩柳是对好朋友,曾携王欧访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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