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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唐太宗)

李世民(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即唐太宗(626年649年在位),生于武功之别馆(今陕西武功),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不久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 [1]

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649年7月10日),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有诗作与墨宝传世。

李世民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8年)十二月戊午日(一说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别馆,父亲是时任隋朝官员的李渊,母亲是北周皇族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自称会相面的书生,对其父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您有贵子。”当见到李世民时,书生竟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等到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便采“济世安民”之义为儿子取名为“世民”。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聪明果断,不拘小节,接受儒家教育,学习武术,擅长骑射。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年),李世民娶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为妻 [2]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世民参加云定兴的军队,去雁门关营救被突厥人围困的隋炀帝。

大业十二年(616年),父亲李渊出任晋阳留守,李世民跟随到太原并随父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东突厥人的入侵。 [3]

义宁元年(617年),李世民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是为晋阳起兵。李渊封李世民为敦煌郡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起兵攻入长安,并且灭隋。李世民官拜光禄大夫、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食邑万户。

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李世民为右元帅,徙封赵国公,率兵十万进攻隋朝的东都洛阳,不克而还,设三路伏兵于三王陵,击败隋将段达 [4]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改国号为唐,封李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 [3]

唐朝建立后,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武德元年(618年)起,李世民亲自参与四场大战役。

其一,破薛举,浅水原之战平定陇西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朝来自西方的威胁。

其二,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朝的北方。

其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使唐朝取得了华北的统治权。

其四,重创窦建德余部刘黑闼和山东的徐圆朗。

自此李世民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班师返京时,受到长安军民的隆重欢迎。武德四年(621年)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食邑增至三万户。李渊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因此开设文学馆,收揽四方彦士入馆备询顾问,文学馆与秦王府相结合,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3-5]

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李渊建立唐朝后,立李建成为太子。 [6] 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7]

长兄皇太子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唐朝开国的基业,遂与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猜忌日深,两派大臣之间互相倾轧。李建成曾经下毒谋害李世民 [8] 。其中宰相裴寂、谋士王、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追随李建成、李元吉。

秦府谋士杜如晦、房玄龄,将领秦叔宝、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等跟从李世民。宰相陈叔达、朝臣长孙无忌等暗中支援李世民。其余将领李靖、徐世,大臣宇文士及等保持中立。

武德九年(626年),突厥侵犯唐边境,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 [9] 。在太子的东宫中担任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职位的王,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李世民在东宫的眼线,他悄悄告诉李世民:“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杀秦王。” [10] 于是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李世民在帝都长安城宫城玄武门附近射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诸子,并将他们从宗籍中除名。李渊让出军政大权给予秦王李世民,三天后(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下诏曰:“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处决,然后奏闻皇帝”。

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626年9月4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次年改元贞观。 [3-4]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武德年间、贞观初只有200万户 [11] ,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12]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晚年李世民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李治,总结了他的施政经验,同时自评一生功过。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基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3] [5]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生病(一说是服用天竺长生药导致暴疾 [14] ),医治最终无效,命李治到金掖门代理国事。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廿六己巳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初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加谥文武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加谥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5]

任用人才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4]

河清海晏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贞观七年)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贞观七年(633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15]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16]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16]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16]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唐军取得多次大胜,最终因为当地变冷早、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而且粮食将尽,所以班师还朝。 [17]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攻占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到中国,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消灭大量高句丽军队,斩获高句丽首级达到四万余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800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士兵死了不到两千人, [18-19] 唐军还从高句丽缴获了大量铠甲、马、牛等等。(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取得多次大胜,单是其中消灭高句丽的高延寿高惠真15万军队的那次,唐军还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大量其他装备。 [20]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战果远大于损失,有利于之后继续征高句丽,灭高句丽。

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发动了一些攻击,削弱高句丽,唐军也都取得了胜利。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 [21] 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 [22] 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 [23]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 [24] 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 [25-26]

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次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 [27]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28]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29]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29]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29]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29]

中外关系方面也迅速出现了繁盛景况。贞观后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29]

吐蕃

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印度

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贞观年间唐僧陈玄奘在印度取经,游学十余年,引起了北印度一位国王的注意,这位国王是北印度戒日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