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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玉玲

陶玉玲,1934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镇江,中国大陆影视女演员。

陶玉玲先后参加《二泉映月》、《归宿》等影片的拍摄。因在电影《任长霞》中扮演任长霞的母亲获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因电视剧《张培英》的表演创作获全军第五届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并于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获表演艺术成就奖杯。于2005年获得中国电影表演学会授予的“百位优秀演员”称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代表作品有《霓虹灯下的哨兵》《柳堡的故事》等。

陶玉玲从14岁就从老家镇江来到南京,

进入华东军政大学戏剧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她的演出几乎覆盖整个南京。先后参加过演出的话剧有《东海最前线》、《她的朋友们》、《我是一个兵》、《没有病找病》、《东进序曲》等。《柳堡的故事》的编剧胡石言曾经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工作过,他看过陶玉玲演的话剧,也当过话剧团团长,觉得她演二妹子很适合,所以就向导演王苹推荐了陶玉玲。当时拍摄《柳堡的故事》时条件很艰苦,片子总共拍摄一年,交通非常不便,去一趟柳堡乡在路上就要花3天时间,先要从北京坐火车到南京,再从南京坐汽车转到盐城,最后从盐城坐船到柳堡乡,船是用纤夫拉纤的方式开的,非常的慢。电影在柳堡的拍摄时间很长,整个摄制组都驻扎在这里拍摄。在拍摄的期间,陶玉玲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紧张的拍摄间隙,她常常同柳堡的农民一起收割麦子、划船,熟悉他们的生活,在气质上逐渐靠近他们,通过深入了解他们来提高自己的演技。在和村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陶玉玲深深感受到村民们的质朴和热情。当时村里有很多妇女还在影片里演过群众演员,有的还主动为摄制组烧饭。天性开朗活泼的陶玉玲跟这群村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在镜头前,, 而是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和他们是一起的。

《柳堡的故事》不仅影响了陶玉玲的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时候,这部影片被选为“百部优秀影片”。这部电影是我军第一部反映谈恋爱的爱情片。有时候到香港等地参加电影节,一些香港导演和外国导演在看了这部电影后都惊讶地说,“真没想到,中国在50年代就有这么好的爱情片。”《柳堡的故事》是陶玉玲拍的第一部电影,当时她对电影什么也不懂,许多形体动作多亏王苹导演的现场启发才即兴表演出来。在拍摄过程中,王苹时常让陶玉玲要“加点糖”,因为二妹子的形象就是要清纯、漂亮、甜美。正因为一次次的“加糖”,甜倒了一批“二妹子迷”。影片放映出来后,她经常收到莫名观众的来信,其中很多就是当时的男孩写给她的情书,二妹子的银幕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不过这位甜美的“二妹子”最终并没有为这些情书所倾倒,而是和同在前线话剧团工作的一位小伙子好上了,并且和他结婚生子,一直相伴到今天。 [1]

走上了银幕后,陶玉玲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初,陶玉玲又参演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排练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陶玉玲在里面扮演春妮。而正是这部话剧,使陶玉玲有机会和周恩来总理面对面接触。《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非常轰动,整个剧团还被邀请到北京演出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看,剧团成员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有一次,周恩来在剧组主创人员座谈会上,谈到剧中春妮在给指导员写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指丈夫陈喜)和我两小无猜……这时周恩来就问陶玉玲:“你演的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啊?”陶玉玲不明就里地回答道:“最多小学文化吧。”周恩来就问:“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会用两小 无猜这样的词吗?是不是太文气了?”陶玉玲想了一下说道:“那就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周总理笑着点头:“那好啊!”后来的演出中,这句台词就一直沿用了这个版本,事实也证明,这句话的改动更贴近生活,也更真实感人。

1963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也来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汇报演出。大家在幕后非常注意观察毛主席的一举一动,也非常紧张。而周总理早早地就赶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剧场,夫人邓颖超还亲自到后台告诉演员们,演出时不要紧张,一定要讲清每句台词。演出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很少看话剧的毛主席在接见演员时欣然说道:“话剧是有生命力的。”这句话至今还在前线话剧团里挂着,以勉励大家。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还非常关心演职人员,特意邀请剧组演职人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吃饭时,大家无意中得知周恩来总理也跟普通百姓一样,也是每个月28斤的粮票。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伙食标准竟然和自己一样,对他更加敬重了。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陶玉玲受到牵连,她不得不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离开了自己喜爱的工作。几经周折,陶玉玲来到了南通晶体管厂,当上了一名普通工人,还带着两个孩子。但她还是很快在新的环境中适应下来了,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并与厂里的姐妹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但这时的陶玉玲精神状态很不好,人也憔悴了,觉得自己以后都不可能再上银幕了。后来,陶玉玲出差到北京,她想到总理这时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就决定写封信给他,祝他身体健康。没想到,总理办公室通知她下午四点钟进中南海,陶玉玲当时特别激动,到了中南海,陶玉玲先看到了邓颖超大姐,当时她抱着邓大姐就哭了。邓颖超见她这样,安慰她说,“你别这么激动,总理刚刚去接待外宾了,但是总理临走给你留了几句话,他说陶玉玲当过兵,现在又在当工人,将来再熟悉农民,这样只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会有光辉的前程、灿烂的未来!”听到了总理留给她的这番话,陶玉玲就想:今生今世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要挺过去,都要遵照总理的话去做。

1978年,已经是前线话剧团演员队长的陶玉玲随调进总政文化部的爱人一同进了北京。来北京之前,曾有人提醒她说,如果进北京,你将会从南京的“鸡头”变成北京的“凤尾”。而且在经历了下放、结婚育儿、重新工作的20多年的风雨后,无情的岁月早已给陶玉玲留下了沧桑的痕迹,当年清纯甜美的“二妹子”也已经失去了青春的光彩。对于在北京有可能受到的冷遇,陶玉玲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现实还是比她预料到的严酷多了。

进了八一厂后,曾经拥有过的“二妹子”身份让她颇有知名度,但却无法带给她新的角色。也可能是“二妹子”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导演们不知如何让44岁的“二妹子”面对观众。甚至有人刻薄地说:你还是先好好化一下妆,再试镜头吧。一时间,陶玉玲无戏可演,她真的要失业了。

但她也发现,当时的演艺界,和她一样因“满脸皱纹”而得不到角色、无戏可演的女演员很多。这一切并不是针对她一个人,她依然相信自己的实力,她默默等待着。所以当接到严寄洲导演的邀请,要她参加电影《三个失踪的人》的拍摄时,她高兴极了。陶玉玲在片中的角色是一个戏份非常少的女游击队员,其实,就是个一句台词都没有的群众演员。但是陶玉玲却非常珍惜这次表演机会,老朋友田华也鼓励她不要放弃。从当年红遍天的女主角“二妹子”,到眼下当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可谓是极大的落差,陶玉玲却平静地面对,并开始精心地准备这个“女游击队员”。来到现场时,得知自己只有一个“女游击队员切面条”的镜头。 [2]

从1964年出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春妮后,她已经离开了银幕整整14年,在表演和年龄上都没了优势。陶玉玲决定“打掉自己的自尊心,一切从零开始”。

试镜头之前,她特地找到了化妆师刘虹,请她帮助自己选造型。定好造型后,她的心踏实了许多。来到现场时,她得知自己其实只有一个“女游击队员切面条”的镜头。虽然极其简单,她却丝毫没有怠慢。从小在南方长大的陶玉玲从来没有切过面条,于是她立刻向在场的北方人认真学起了这项手艺。陶玉玲“切面条”的镜头虽然很短暂,却让严寄洲导演非常满意,很快陶玉玲又得到了严导演给的另一个角色。虽然还是一个戏份不多的群众角色,她仍然一丝不苟地表演每一个动作,最终也获得了导演的满意。

44岁的陶玉玲终于从群众演员的角色中站了起来。这以后,她接连参加了《二泉映月》、《如意》、《明姑娘》等多部影片的拍摄。在董克娜导演的电影《归宿》中,陶玉玲大胆超越自我,一人饰演了跨越两代人的母女角色,和吴天明导演合作的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获得了美国夏威夷最佳影片奖。陶玉玲还参加了《共和国往事》、《上将许世友》等多部电视剧的拍摄。

凭着“一切从零开始”的信念,陶玉玲在表演道路上终于开始了新的起点,她接连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别具风格的质朴、善良的中老年妇女形象,又一次开创了自己的艺术表演道路。

2015年02月17日,陶玉玲在2015央视春晚上,演绎开场《四世同堂合家欢》。 [3]

面对突然袭来的疾病,陶玉玲在日记中写道:“要拼搏求生,不能坐以待毙……”

1993年11月,一次体检查出的病情,让正在拍摄电视剧《过男人河的女人》的陶玉玲抱憾离开了剧组。她被查出口腔上颚发生了恶性肿瘤,是癌症,必须住院,她从此走上了10年的抗癌之路。

面对突然袭来的疾病,陶玉玲在日记中写道:“要拼搏求生,不能坐以待毙……”也许是做演员的本能,在她的心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意愿:不要从面部切开做手术,这样才能不毁容。她坚持自己这个强烈的愿望,并告诉了医生。这是陶玉玲在10年的抗癌路上,向病魔发起的第一次挑战。她的坚决感动了医生,根据她的意愿,医生为她实施了口腔内的手术,并最终获得了成功。

陶玉玲回忆说:手术非常成功,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我会恢复得那么好。但是我心里却非常清楚,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心底里对疾病有了新的认识。手术后,除了积极治疗、配合吃中药外,她还坚持做“吸吸呼”有氧健身操。说起做“吸吸呼”来,陶玉玲一脸轻松的样子,其实这是需要很大毅力的,她每天都要做六七个小时,而且从医院做到了家里,坚持了很长时间。

10年漫漫的抗癌路,陶玉玲带着她的“吸吸呼”健身操和药罐子,参加了一部部电影的拍摄,死神早已被她远远地甩开。 [4]

1994年,陶玉玲手术后刚刚4个月,就参加了她病前出演的电影《炮兵少校》的放映活动。当时她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浑身没有力气。但是在爱人的鼓励下,她还是让人搀扶着走进了电影局的活动现场。不久,她拍摄了病后的第一部电影《烦恼家庭》,后来就是一部接着一部。她一边坚持服中药治疗,一边拍戏。陶玉玲回忆说,那时候她每半个月去一次医院。早上4点多起床,稍事活动锻炼后,穿过总政干休所宽阔的东院,乘104路公交车去北京中医院,每次拿14服中药。有时为了拍戏,她也会跟大夫说,能不能开一个月的药……

她向病魔发起的挑战成功了。10年漫漫的抗癌路,陶玉玲带着她的“吸吸呼”健身操和药罐子(为了在拍戏时不给别人添麻烦,她还带了一个可以插电源的药罐子),参加了一部部电影的拍摄,死神早已被她远远地甩开。2004年,陶玉玲终于彻底恢复了健康,“二妹子”的顽强与拼搏,让她创造了又一个医疗上的奇迹。

她也有一个遗憾,那是在她恢复健康后,上海电视台准备重拍一部“明星版”的话剧《雷雨》,主演焦晃力邀陶玉玲出演“鲁妈”。她是话剧演员出身,所以再返话剧舞台,一直是她的梦想。但因为手术后不能分泌唾液,要不断喝水,在话剧舞台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辗转反侧,陶玉玲还是拒绝了这个角色,心里真是遗憾极了。

她说:我愿意把每一个给主角配戏的“妈妈”都演出彩儿来。 [5]

陶玉玲在各类影视剧中塑造了越来越多的母亲形象。虽然扮演的都是剧中主角的“妈妈”,但她却是大家公认的“大众母亲”。她出演的电影《任长霞》获得了华表奖。她在片中扮演的任长霞母亲的角色,又获得了第15届金鸡百花奖最佳配角提名奖。荧屏上,她出色的表演让人感觉是那样纯熟、质朴。生活中,她和蔼的微笑让人感到了热诚、亲切,所以她走到部队,战士们都亲切地喊她“妈”。她还有周里京、尤勇、濮存昕、倪萍等众多的“儿子”和“女儿”,他们见了陶玉玲,都要深情地先喊上一声“妈”。对于“儿女”们的深情,陶玉玲在开心自豪的同时,心中又萌生了向老年角色挑战的想法。她说:我愿意把每一个给主角配戏的“妈妈”都演出彩儿来。 [6]

她曾经有过红透大江南北的“二妹子”与“春妮”的闪光时刻,也曾经历了无戏可演的表演低谷。在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晚年,又遭到了病魔的袭击。面对表演生涯的大起大落,她勇敢地向自己发出了挑战“一切从零开始”,欣然出演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女游击队员。在突发的疾病面前,她又向病魔发起挑战,顽强走过了10年的抗癌之路,又一次重返自己热爱的银幕。她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电影《柳堡的故事》中曾经迷倒亿万观众的“二妹子”八一电影制片厂老艺术家陶玉玲。《柳堡的故事》放映后,“二妹子”纯情甜美的微笑成了那个时代青春偶像的象征。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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