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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之乱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日益加剧,唐玄宗在位期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天宝元年军镇势力膨胀,天宝后期触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1]

唐玄宗在位的天宝后期,政乱刑淫,封建统治渐趋腐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朝廷是奸臣当道,上层的内部矛盾斗争也很激烈。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诬告他与人谋反,因而剥夺了其官爵,清洗了其党羽。杨国忠与安禄山也势若水火,他奏请哥舒翰为河两节度使,以与安禄山相抗衡。均田制己破坏,官僚、商人大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开元之季,天宝之末,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帝)之间”。为了防御外敌,曾在沿边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57万多军队,而分布在军镇的就多达49万。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再加上玄宗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穷兵黩武,因而民族矛盾也有所激化。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一、陷溺玄宗身心的环境唐代政治组织的核心是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门下省的侍中,对于中书令所拟的法令,虽然有封驳权,但只是促成中书令的再考虑,对于皇帝的既定策略,是不容易更改的。开元时代,中书令的职权更为提高,皇帝更能控制宰相会议。所有的官吏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的行动可以不受限制.因此政治的好坏,系于皇帝一身,天下的治乱也随着皇帝转变。基于此理,研究天宝之乱的本源,首先要从玄宗本身去探讨。玄宗之生,正当武后以周易唐之际(武后垂拱元年六八五八月),他六岁时候唐代中断。那时武氏成为新贵,李氏却变为亡国遗庶。后来唐室虽复,但政局并未安定。玄宗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景龙元年),正送太子重俊起兵诛武三思等,兵溃而死。他二十六岁的一年(景云元年),皇后韦氏弑了中宗,立了温王重茂。韦后想着效法武后,李唐不再中断者,其间几不容发。玄宗见国家之危,结合智勇之士,以宫廷卫军诛韦后,拥其父睿宗即位。以后,玄宗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接着又是太平公主的专权把持,玄宗的太子地位不被废者,亦相差无几。他又经过许多波折和奋斗,先以太子名义监国,后又接受睿宗禅让,即了帝位,然后又平定了太平公主之乱.才得统一政权,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玄宗未得政权以前,当亲冒白刃,出生入死。既取得政权,又因正值韦后乱政之后,政治的百病齐生,诸待整理。更因经济的因难,屡次驾幸东都,仆仆风尘,不得稍安。正因为那种种困难给玄宗的刺激,遂促成他的勇敢奋斗,励精图治。“开元之治”就是在那样环境造成的。开元之治比美贞观,是史家共同承认的事实,但是后来天宝之乱如何酿成呢?亦必定有其本源。唐鉴卷九: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杀监察御史周子谅。对于此事,范祖禹评曰: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明皇亲为之,其大乱之兆乎?开元之初,谏者受赏,及其末也而杀之。非独于此而异也。始诛韦氏,抑外戚、禁珠玉锦绣,诋神仙,禁言祥瑞,岂不正哉。其终也,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矶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玄宗一人之身,而前后相反如此之甚,必定是因为他的身心有所陷溺无疑。玄宗固然能支配政治,但是他的心理和行动的变化,却还不能脱离环境的支配。而当时环境对他发生影响较大的:一是家庭;二是朝臣;三是国家。兹将玄宗在这三方面的环境,检讨于后。第一玄宗的家庭,使他常感到痛苦的地方颇多。当先天元年(七二一)玄宗初即位时,立王同皎之女为后,是为王后。王后本为玄宗作临淄王时之妃,将清内乱时顿预大计,抚下也很有恩惠;但是天不作美,她没有生儿子,所以玄宗即位后停了四年,没有立皇太子。到开元三年正月,因为太子不可久旷,遂立了赵丽妃所生的郢王嗣谦(即废太子瑛)为皇太子。赵丽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温州时得幸;但不久以后,其爱亦弛。这时,皇太子的母亲不是皇后,王皇后没有儿子,而玄宗的爱,确又在武攸止的女儿惠妃身上,成为皇后、太子、爱情三点分离而不能协调的现象。后来玄宗的家庭常发生问题,使他常感到痛苦的,就基于这种现象。

武惠妃虽得玄宗的宠爱,但是那时正在朝廷上下一致反武的高潮下,连妃的名义都没有。(开元十二年始赐号惠妃)她所生的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和怀哀壬敏(玄宗第十五子),虽然都是美秀极得玄宗宠爱,但都是在襁褓时于开元五年和八年分别死去。其后又生上仙公主,仍是早死。及生寿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之后,玄宗恐怕他再早死,不敢留在官中养育,而让宁王宪的妃子收养在宁邸,名为己子;也不敢封他为王。当时玄宗的脑海里常常为此于的寿夭而担心,略可推知。后来封瑁为寿王者,就含有希望他长寿(不要夭折)的寓意。

王皇后因武惠妃有宠和阴怀倾夺而感不平,对玄宗时有不逊语。玄宗愈感不悦,因之便密与秘书监姜皎谋废后。姜皎泄其语于外,被杖流钦州,卒于道。但因王皇后无显明罪状,玄宗犹豫于废后事者数年之久(自开元十年到十二年)。到开元十二年七月,后兄王守一使胡僧为王后求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玄宗名合而配之,祝曰:佩此有于当如则天皇后。事发,玄宗下制废后。当年十月废王皇后即死去。

王皇后死后,玄宗所宠的武惠妃似乎可以继为皇后了,但是事实还是不能如玄宗的意。通鉴卷二百十三,开元十四年载:

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雠,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以上“或上言”事,旧唐书贞顺皇后武氏传未载,新唐书贞顺武皇后传谓为御史潘好礼上疏曰:“礼,父母雠不共天,春秋子不复雠,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为后,何以见天下士?……”唐会要谓:“苏冕驭曰:此表非潘好礼所作。”是否为潘好礼所作,暂不深论,纵然此表为后人伪托,但所提的各种理由,确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观点和舆论。

假设玄宗不顾一切而立武惠妃为后,大臣是阻止不了的。不过当时在政治上反武潮流极盛,玄宗为顾忌当时的环境和舆论,不得不中止立武惠妃为后,同时又待武惠妃的礼秩一如皇后。他对于皇后与爱情不能统一于一点,其内心的矛盾可知,何况皇后、太子、爱情三点分离,他的家庭悲剧,势必继续发展下去。

玄宗对于皇后、爱情、太子三点的不统一,心里常想着统一起来。王皇后死后,武惠妃终不能得到皇后的名义,玄宗始终不能满意。而待武惠妃的礼秩一如皇后,玄宗心里可以稍感安慰。对太子的问题,仍想继续去求解决。.

自赵丽妃失庞,太子瑛(原名郢王嗣谦)当然随之失宠。同样情形,皇甫德仪所生的鄂王瑶,刘才人所生的光王琚,也因其母爱弛而失庞。三人同病相怜,眼看着武惠妃所生的寿王瑁庞冠诸子,且有要夺太子之势,自然就结合起来,同出怨言。再经小人的挑拨,武惠妃势必向玄宗告御状。玄宗早就想着三点统一,闻太子瑛等出怨言,便想借机会废太子了。

通鉴卷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四年载:

武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张)九龄曰:“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漠武帝听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逐失天下;

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旧唐书卷一百七废太子瑛传:

(惠)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于,亦指斥至尊。玄宗怒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令张九龄奏曰……玄宗默然,事且寝……,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

根据以上记载,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即有意要废太子,到二十五年听李林甫之言,绝决定废。观“玄宗默然”和“上不悦”等语,知道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玄宗内心必有犹豫和苦痛。玄宗对张九龄之言和历史上废太子的往例,不是不懂得,对于高宗欲废王后而立武后时,李绩所答:“此陛下家事”的话,以及所引起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但是在外不能明辨李林甫的阿谀,在内耐不住武惠妃的泣诉,原先知这是不可试作的错事,最后反倒不免走上错误的路。他的心理必定是经过本性与情欲、正义与邪僻的剧烈搏斗,是毫无疑问的。

通鉴卷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六年载: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即肃宗)年长(时二十八岁),但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时年五十四岁)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从太子瑛死后,玄宗就开始为立太子事而烦心,他既爱武惠妃,为什么不立她生的儿子寿王瑁呢?那就是在客观环境上,确实有困难的条件存在。当开元二十四年时,寿王瑁不过十五、六岁,忠王年已二十六岁,而且已有相当的功勋和势力,据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说: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讳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献皇后杨氏,切各嗣升,封陕王,开元四年为安西大都护,性仁孝好学,玄宗尤爱之。遣贺知章、潘肃、吕向、皇甫彬、邢寿?等侍读左右。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为朔方都度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奚、契丹寇边,乃以肃宗为河北道行军元帅,遗御史大夫李朝阳等八总管兵十万以伐之。居二岁,朝隐等败奚契丹于范阳北,肃宗以统帅功迁司徒。

玄宗对于太宗的杀建成,自己的起兵诛韦后和平定太平公主之乱,都不会忘记的。他知道忠王不会甘居寿王瑁以下的,纵然立寿王为太子,可能更增加他的不安全;所以于开元二十六年,因高力士的建议而决定立忠王为太子。

在武惠妃的理想中,太子瑛死后不久即当立寿王瑁为太子的,结果迟迟不能实现,因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太子瑛死后半年)。当时玄宗下制有曰:

奄至沦殁,载深感悼,逐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旧唐书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

由此可见玄宗哀悼之情,和内心的矛盾。

开元十二年王皇后之废,开元十七年杨皇后(后追封)之死,玄宗都已受到相当的刺激,及武惠死时,玄宗已是五十三岁,思念往事,考虑当时(惠妃死时,尚未立肃宗为太子)心里的苦痛,当然不免“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了。

旧唐书卷五十一杨贵妃传:

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

白香山诗长庆集十二长恨歌附长恨歌传:

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数,无可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官,内外命妇,熠羝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澹荡其间,上心油然,若有顾遇,左右前后,粉色如土。

这不仅免姿色观点,也夹着感情成分,也不纯是对一人的感情,而是参年来玄宗家庭悲剧叠积的结果。

大凡一个人的心理,常常潜藏着一种补偿思想,也是物理学所讲的物极必反,居危则思安,常劳动则思安静,常感到痛苦则必思安乐,这是一定的道理。玄宗在他的家庭悲剧叠积的情形下,他焉能不寻求麻醉?

及至寻到“资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旧唐书杨贵妃传)的杨贵妃,

他焉能不沉湎于酒色以求补偿。

第二关于朝廷大臣方面:在开元前期,玄宗所用名相,姚崇尚通,宋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逻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有所长,而最为玄宗所尊信者,莫过于姚、宋。姚崇于开元九年九月卒,宋于开元二十一年以老(七十一岁)致仕,其他名臣,或卒或罢。待开元二十一年以后,朝廷正臣起初尚有张九龄,但终为小人李林甫排挤以去。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多数皇帝喜欢顺从己见而憎恶违反其意者,喜欢帮助他的人,而厌恶阻挠他的人。这是人情之常,不只玄宗为然。唐太宗是中国最有名的能纳谏的皇帝,但是据隋唐嘉话说:太宗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

可见容纳面析廷争的大臣,是太宗皇帝所难能的事。玄宗的英明和识人的能力,不能超过太宗,而他在位的时间,长于太宗,年龄也高于太宗,他纵然一时能压抑自己的情感而接受谏诤,时间久了,便不能不露出喜顺恶逆的天性来。

通鉴二百十四,开元二十四年载:

张守圭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圭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圭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禳苴诛庄贾,孙武斩官嫔,守圭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出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说:

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爱而有怨言……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不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

又说:

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训兵秣马,储积军实,常务耶。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玄宗滋不悦。

通鉴卷二百十四载: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李林甫的作事,无处不顺从玄宗,迎合玄宗,例如玄宗欲用牛仙客时,旧唐书李林甫传说:

九龄对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关于玄宗欲废太子事、张九龄谏阻,玄宗不悦时,通鉴记曰:

林甫初无言,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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