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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

铜器,青铜器的简称,也泛称各种铜器。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黄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片和黄铜环就是冶炼而成,距今6700年。中国的青铜冶炼掌握的也较早,目前中国最早的冶炼青铜器为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也有5000年。

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金属(姜寨黄铜片、黄铜圆环)出土于中国,中国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进行黄铜冶炼最早的国家。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其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贵族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锡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齐(剂)。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齐(剂)。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齐(剂)。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箭头)之齐(剂)。 金锡半,谓之鉴燧(铜镜)之齐(剂)。青铜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最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点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式世界上最早掌握铜器冶炼的文明,其历史可以上溯到6700年前年左右(姜寨黄铜);青铜冶炼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马家窑青铜刀)。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夏代开始中国全面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1939年安阳殷墟遗址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与创造力 。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但东周时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全面进入青铜时代,在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器是贵族代表身份的礼器。文饰精美、形象生动、技术高超、种类繁多的古青铜艺术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以后各种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收藏界来说青铜器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收藏几十件瓷器、木器、字画的藏家并不少见,而收藏几十件青铜器的人几乎没有。实际上有一两件称得上礼器的青铜器便可以成为镇宅之宝。

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器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铜制品主要是在西亚,如伊拉克的札威彻米地区,发现有铜装饰品,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至公元前九千年;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地区也发现过铜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九千年至公元前七千年;土耳其南部的恰约尼遗址出土过铜针、铜锥,年代约为公元前八千年。这些铜制品都是天然红铜的打制品,不是通过冶炼矿石得到的铜

从利用纯铜,到冶炼铜矿石获得纯铜,再到冶炼出青铜合金,人类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摸索时光,就好比是魔法世界里用铜一点一点地打造一个闪闪发光的时空隧道。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发现于中国的陕西 [1]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半圆形黄铜片和一块黄铜管状物,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最近在上海光源,采用X射线荧光面扫描分析,发现姜寨黄铜片不同区域的锌含量差异显著,而铅元素呈零星点状分布,其特征与固态还原法制备的黄铜完全相同,从而证明先民在使用天然金属与发明金属铸造之间,都曾采用热煅法或固体还原法冶炼金属 [2]

中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冶炼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

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血档及缳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西周中期,从穆王时期开始,青铜器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无论造型设计,还是花纹构图,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西周早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打破了商代以来的陈旧模式,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特别是基本上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比较自由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产生较为活泼的效果。这种变革,是意识形态变化在青铜器艺术上的一种反映,其影响是深远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全面继承了殷商时期的冶铸工艺技术,在浑铸法、分铸法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以及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中国青铜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分为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杂器等七种。在此分类的基础上,以表格形式展示了各大类下不同种类的铜器的具体名称。经过分析发现,汉代铜器大多自名清楚;铜器有同实异名者,有同名异实者;与先秦铜器相比,器物种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先秦铜器则以礼器为主,而汉代则以实用器为主,不同的制作机构、制作地在不同的时间制作的铜器,其种类有所不同。

海兽葡萄纹镜

海兽葡萄纹镜,唐,面径11.9cm。 铜镜圆形,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葡萄纹为主题纹饰,间饰海兽、鸟雀、蜂蝶、花草等图案,华丽而繁缛。其构图方式分作内外两圈,由于葡萄及长瓣花之枝蔓由内圈连亘于外圈,甚至延及外缘,故世人亦称此种铜镜为"过梁葡萄纹镜"。此唐镜兽形钮,镜外缘为高直的窄线棱边。

西盟型蛙饰铜鼓

西盟型蛙饰铜鼓,通高48.1cm,面径64.3cm,足径52.4cm。 此鼓形体高瘦,鼓面宽大,边沿向外伸出,鼓身轻薄,为上大下小的筒形,胸、腰、足无分界标志。有扁耳二对,耳格成叉形,自然形成三角形孔耳。此鼓当属西盟型铜鼓。 鼓身遍饰花纹。鼓面,以三弦或双弦分晕,共22晕,1晕饰太阳纹12芒,间心形加线纹,以同心圆纹为主纹,2-5、17-20晕饰栉纹夹同心圆纹带,6、10、16晕饰填线雷纹,7、8、13、14晕以翔鸟、定胜纹为主纹,9、15晕饰小鸟纹,11晕饰方格纹,12晕饰栉纹,21晕饰谷粒形纹,22晕饰雷纹,晕外四方各饰3朵团花,面边缘饰一周莲瓣纹,三累蹲蛙和一单蛙逆时针环列。鼓身,胸饰花纹6道,1、6晕饰雷纹,2-5晕纹带与鼓面同;腰中部、下部纹带基本与鼓面同,仅中部上端和腰部下端各多一道填线雷纹;足部花纹3道,1晕饰编织纹加同心圆纹,2晕饰雷纹加线,3晕饰栉纹,足边缘饰羽纹。鼓身两侧各有一道篾纹,压于各弦纹下面。鼓耳饰弦纹。 此鼓的铸造全部用失腊法成形,工艺已有重要革新,花纹用捺板拍印。依据广西龙州唐代墓葬出土的该类型鼓推断,这件鼓的铸造年代可早至唐代。

真子飞霜镜

真子飞霜镜,唐,面径21.5cm。 镜八出葵花形,圆钮。钮上方饰祥云托月纹,下方饰池水山石,自池中生出一枝莲叶,即为钮座。左侧一人峨冠博带,坐而抚琴,前设香案,后依竹林。右侧一凤,栖于石上,凤上方饰6瓣花两枝。外区为铭文带一周:"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镜铭之意为夸赞铜镜铸制精美,同时表白了真挚的爱情。首句"凤凰双镜"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这种铜镜在当时应该是两两成对的。 此种图像的铜镜均称"真子飞霜"镜,多出土于江苏省。除上述类型外,还有钮上饰"真子飞霜"铭文者,有龟钮者及镜作方形而饰"侯谨之"铭文者。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瓿、簋、爵、管流爵,觚、、、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觚、尊、瓿、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 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后侧有一大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 肥西的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 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尊、壶、卣、方彝、觥、、、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在古代文献记述中,青铜器有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一是“纳(内)、入”,即盛装物件;一是“设”即陈设布列。《礼记礼器》说得很明确:“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郑玄注:“金物,金有两义,先入后设。” 纳是青铜器的第一位的基本功用,而纳的基本目的是“示和”。所纳对象即古文献所谓“实物(所实之物)”,就是上面所说“三牲鱼腊”,“四时之和气”之属,实际就是牺牲(肉食)、黍稷(主食)以及酒醴之类祖先生前生活必需品。而其主要就是把诸如此类分别纳入鼎簋尊彝等各类器物中,然后作以调和以供祭祀祖先之用。《说文》说:“鼎,和五味之宝器。” 《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夫和生实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说:“和如羹焉,水、火、醯、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都在申明用青铜器调济容物,“和五味”以“示和”的基本意思。其调和方法就是“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和人心,“成其政”。

以金示和还有另一层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物”或“象物”示和。《左传宣公三年》说:“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原来铸鼎,制作青铜器不仅用来盛装和调剂牺牲等给祖先奉献的礼物,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象物”,也就是在铜器外表刻画“物”的图像。通常所说铜器花纹实质就是图物象物。那“物”是什么呢?答案其实非常简明。物者,方物、神物也,也就是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或者视之为自己祖先所由来的神物,有类于西方所谓“图腾”。当年傅斯年先生在其《跋陈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首次发明:“物即图腾”,可谓真知灼见。其实先秦文献所见诸多“物”字,很多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如《尚书旅獒》 :“毕献方物”; 《诗大雅生民》 :“有物有则”; 《左传》中《隐公五年》 :“取材以章物采”, 《桓公二年》 :“五色比象,昭其物”, 《宣公十二年》 :“百官象物而动”; 《国语》中《周语》:“服物昭庸”,《越语》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以及《周礼》中《春官大宗伯》 :“以辜祭四方百物”, 《司常》等“旗物”, 《大司乐》 :“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等等。

商代早期、中期 公元前16世纪一公元前13世纪。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

商代晚期 西周早期 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壮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西周中期、晚期 春秋早期 公元前11世纪末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系统。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水平不一,有的范铸技术略显粗疏,大国之器仍较精严。

春秋中期、晚期 战国 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公元前221年。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朴素平实。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爵 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一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角 (jué)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尊 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壶 盛酒之用。使用时间从商至汉代或更晚。铺首:衔门环的底座,多为虎头、螭、龟、蛇等,起装饰壶身的作用。

卣 (yǒu)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及西周。

觥 (gō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 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豆 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所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鼎 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诸侯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yǎn)为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zhèng);下体为鬲(lì),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敦 (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簋(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鬲 (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盘 盛水器,青铜盘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

(yí)与盘配套洗手用,一人捧 一人捧盘盛水。

鉴 (jiàn)大型水器,盛水也可盛冰。

钟 打击乐器,盛行于西周和东周。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之钟称纽钟。

鼓 打击乐器。由于商周时期的鼓绝大部分是木质的(难以保存),所以青铜鼓为数甚少。

铙和钲(zhēng)同为打击乐器。

矛 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两部分。锋又分前锋和两翼;为插入木柄处。戈(gě)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句(gōu)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

钺 (yuè)是具有征伐权力象征的权杖器,其中的异形钺为少数民族或北方传入。

戟 (jǐ)是一种既可刺又可勾杀的双重性能兵器。

剑 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出现于西周。剑一般由剑身(有血槽)和剑把两部分组成,并配有鞘。史学上所称的玉具剑是指、首、格、剑鼻四处皆佩玉的剑。

夔纹 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 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 《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 (chi)纹 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 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 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 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 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 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 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 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 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 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中国青铜器的四大特点,是鉴定者应当了解的基本常识。

从史料归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全器皆伪。如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按原器翻铸,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260克。因此有经验者用手一掂量,即可感知。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子幅觯",整器由凤鸟纹等纹镂刻而成,但纹线死板,纹饰呆滞,同时器表是用漆皮做的地。因此,细心审视,也可以看出破绽。

二是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器身为真器,但作伪者在其口部加上了一个流,并在腹上部又加上了一个饰物,成为一件古代无此形制的觯,不伦不类。

三是拼凑真器残片做成伪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 "商代卣",器身与梁的纹饰风格不同。仔细看,梁环有焊接痕迹,表明梁与器身原不属一器。虽其均用商代青铜器残件做成,但整个卣应为伪器,因为卤无此形状提梁。

四是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其一,铭文全伪。铭文或用刀具斩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或随意杜撰。由于戈、剑的平面部位易于伪刻,所以在戈、剑上伪刻铭文较为多见。其二,在真铭外,加刻伪铭。

五是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少的嚣物上伪刻花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制造的"父已壶",原为战国素面壶,作伪者在其身上伪刻了商代的兽面纹及。又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战国几何纹壶",作伪者在花纹中伪嵌了金银丝片。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从其它看,西周时期青铜器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夏代青铜器的特征相似,如,在听声音上和青铜器的锈蚀上、以及青铜器的重量上,其辨伪的方法基本相同。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 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既是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因为人们只崇拜抽象的事物。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等器物上都有表现,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的人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当然,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据我对虢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总觉得象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因为大海在周代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人们就会成为人们崇拜的 对象,也许这种波曲纹本身并不是来源于大海,但从外形上看不免会被人们这样理解。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仿制的西周青铜器,但大多都不得其精髓。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商代)

通高58.3厘米

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商代方尊的代表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达34公斤,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理当进入文物精品之宝库。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酗亚方尊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

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龙虎尊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历史:商代后期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俗称猫头鹰。在古代,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形。此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铜铁合铸上看,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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