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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雀台(河北省临漳铜雀台遗址)

铜雀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18公里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古称邺,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三国时期,曹操击败袁绍后营建邺都,修建了铜雀、金凤、冰井三台,即史书中之“邺三台”, [1] 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 [1] 台高10丈,有屋百余间,因历代名人题咏甚多而名。

临漳古称邺,西晋为避愍帝司马邺讳,将邺城易名“临漳”,因北临漳河而得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居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使临漳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

曹操消灭袁氏兄弟后,夜宿邺城,半夜见到金光由地而起隔日掘之得铜雀一只,荀攸言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是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杰作。铜雀台初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后赵、东魏、北齐屡有扩建。这是以邺北城城墙为基础而建的大型台式建筑。当时共建有三台,前为金凤台、中为铜雀台、后为冰井台。历史上的铜雀台到底是什么模样?我想或许与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摸样差不多。据史书载,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27丈。按汉制一尺合市尺七寸算,也高达63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

2012年11月8日,河北临漳县邺城博物馆和铜雀三台遗址公园被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河北省第三批省级科普基地。这是邯郸惟一入选的县区,也是该县继邺城遗址产业园荣获2012年河北省“十大文化产业项目”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铜雀三台遗址公园于2011年成功荣膺国家AAA级景区,是人们了解曹魏历史的代表性场所。公园内现有金凤台遗址、铜雀台遗址、文昌阁、碑廊和曹操转军洞、曹操塑像、文物陈列馆、建安七子馆、邺城及遗址现状展示馆等,生动直观的展示了邺城文化的魅力,游客能在游览中愉悦的接受科普旅游知识。

铜雀台,达到了中华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铜雀台初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铜雀台原有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窗户都用铜笼罩装饰,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顶,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中记》记载。

北齐天保九年(558年),征发工匠三十万,大修三台。整修后,铜雀台一度改名为“金凤台”。到唐代,又恢复了旧名“铜雀台”。元末,铜雀台被漳水冲毁一角,周围尚有一百六十余步,高五丈,上建永宁寺。

明朝中期,三台还存在。明末,铜雀台大半被漳水冲没。如今的铜雀台,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后面,只剩下一掊不足十米高的夯土堆,在其前方的金凤台也只有不足二十米高。

临漳古称邺,西晋为避愍帝司马邺讳,将邺城易名“临漳”,因北临漳河而得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居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使临漳享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美誉。

铜雀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东汉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闵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曹操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开一代文风的文学家,聚集在他身边的这些文学家被称为"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聚集是由于曹操对文学的热爱。他在为诸子设置的官署中专门有"五官中郎将文学"一职,于是曹丕、曹植大都以这一名义将建安七子等众多文人网络门下,形成集团。虽然这不是专为文学创作而成立的组织,但却是文学家的核心,为组织文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活动方式主要有游铜雀台欢宴时的赋诗,如建安七子中大量的《公宴》诗;命题创作,始自铜雀台新成时"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后成为习惯;同一题目大家同时作,如《柳赋》即曹丕、王粲等同时所作;文学家之间赠答、品评之作,如大量的赠诗及曹丕的《与吴质书》、《典论》、《与杨德祖书》等中国最早的文学评论集等。这种组织起来的文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文学繁荣,并为后世的文学活动提供了范例。由于这些人深受曹氏父子的影响,创作风格大体相近,一改东汉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弥漫的华而不实之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建安风骨”。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王粲的《初征》,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登台赋》,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至今仍深受世人的喜爱。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邺城铜雀台所作。

这个"邺下文人集团"随着曹操的去世、曹植的被逐以及一场莫名其妙流行于邺城的瘟疫而风流云散,死者大部分葬于邺城铜雀台西20里的曹操墓周围。400年后唐代诗人温庭筠拜谒陈琳墓时写了一首极有感情的诗作"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共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如今的铜雀台,在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后面,只剩下一掊不足十米高的夯土堆,在其前方的金风台也只有不足20米高,象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屹立在京深高速旁问候着过往的行人。而其身旁则是一批依托铜雀台名气新建的旅游设施焕发着勃勃生机,真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如果不是仅从建筑的角度出发,而是兼顾到建筑和文化的双重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有

些历史上著名的“台”,应该专辟一章。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七云:

两边起土为台,可以外望者为阳榭,今曰“月台”、“晒台”。晋麈曰:

“登临恣望,纵目披襟,台不可少。依山倚,竹顶木末,方快千里之目。”湖上熙春台,为江南台制第一杰作。

“熙春台”在瘦西湖内,是清代扬州为迎銮而建的豪华建筑,高出地表,面朝湖水,当时号称“江南第一”。除了熙春台外,历史上还有一些更为著名的台,像“凤凰台”、“铜雀台”,以及各种“钓鱼台”等。

“铜雀台”在哪里?在史书里,在汉赋、唐诗、宋词里,铜雀台都只是一个凭各人想象的虚拟形象。真实的铜雀台,是在今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十七公里的古邺城遗址内的三台村西。这里原是三国时邺城的旧址,前临河洛,背倚漳水,虎视中原,凝聚着一派王霸之气。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取得北征、东进等胜利之后,在此大兴土木,建成铜雀、金凤、玉龙三台。其中铜雀台最为壮观,台上楼宇连阙,飞阁重檐,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建成之日,曹操在台上大宴群臣,慷慨陈述自己匡复天下的决心和意志,又命武将比武,文官作文,以助酒兴。一时间,曹氏父子与文武百官觥筹交错,对酒高歌,大殿上鼓乐喧天,歌舞拂地,盛况空前。但如今,历经了千年风雨洗蚀,昔日的铜雀台已只剩下一堆残垣颓壁。千余平方米的黄士青砖台基,孤独地静卧在蓑草斜阳中,任凭游人叩问,也终是无言。

史载,铜雀台原高十丈,殿宇百余间。台成,曹操命其子曹丕登台作赋,有“飞间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之语。次子曹植,才思敏捷,援笔立就,也写下了《登台赋》一篇,操大异之,传为美谈。其略曰:“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新营。建高殿之嗟峨兮,浮双阀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可见铜雀台不但地基高,地基上的建筑更高。曹操用重金从匈奴赎回著名才女蔡文姬,在铜雀台上接见并宴请她,蔡文姬便在此演唱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铜雀台及其东侧的铜雀园,当时是邺下文人创作活动的乐园。铜雀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帧、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经常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他们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们悯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他们在铜雀台上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据《水经注》记载,曹操还曾经在铜雀台接待王修。严才叛乱,攻打掖门,王修闻变,率领部属急奔宫门救援。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说:“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王修字叔治)由此看来,铜雀台不但是文宴场所,而且也是战略要地。

曹操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学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文人,被称为“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聚集,主要是由于曹操对文学的热爱。他们的活动方式,则有游铜雀台欢宴时的赋诗,如“建安七子”中大量的《公宴》诗,又有命题创作、同题共作、互评诗作等。这种有组织的文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文学繁荣。曹操的《登台赋》、王粲的《登楼赋》、曹丕的《典论》、曹植的《洛神赋》、蔡文姬的《悲愤诗》等,至今仍深受世人的喜爱。而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邺城铜雀台所作。

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铜雀台原有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巍然崇举,其高若山。窗户都用铜笼罩装饰,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顶,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中记》记载,衔五色流苏,又安全钮屈戍屏风床。石虎又在铜雀台下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做“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像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屹立在京深高速公路旁问候着过往的行人。

古邺城是在古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河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曹魏到杨隋四百余年间,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割据王朝的都城。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肇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高台建筑的顶峰。

建安十五年(210年)冬,筑铜雀台。《水经注卷五浊漳水》记载:在邺城的西北隅,以墙为基,台高十丈,有屋百余间。魏武望奉常王叔治处也。严才叛乱,攻掖门,王修闻变,率领部属急奔宫门救援,曹操在铜雀台上望见之说:“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王修字叔治)从此记载看,铜雀台不但是曹操和宾客们饮宴赋诗的地方,而且是战备要地。

按《三国志魏志》:铜雀台新成,公将诸子登之,使各为赋。次子曹植,才思敏捷,援笔立就,写下了《登台赋》,传为美谈。操大异之。其略曰:“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新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魏文帝曹丕也写了《登台赋》,其名句为:“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严以承天。”

曹操用重金从匈奴赎回汉末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在铜雀台上接见并宴请了她,让她演唱了其名著“胡笳十八拍”。铜雀台及其东侧的铜雀园是邺下文人创作活动的乐园。

铜雀台位于三台中间,南与金虎台、北与冰井台相去各六十步。中间阁道式浮桥相连接,“施,则三台相通,废,则中央悬绝”。

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巍然崇举,其高若山。窗都用铜笼罩装饰,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顶,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邺中记》载:石虎时,铜雀台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女妓。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街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又在铜雀台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 北齐天保九年(公元558年),征发工匠三十万,大修三台。整修后,铜雀台改名为金凤台。唐朝又恢复了旧名。

该台驰名中外,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其中唐代诗人杜牧在他的《赤壁》中曾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

邺城前临河洛,背倚漳水,虎视中原,凝聚着一派王霸之气,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居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四个世纪。以铜雀台为标志的古邺城,因中轴对称、分区布局、功能明确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

作者:曹植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阕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

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

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云天垣其既立兮,家愿得乎获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差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

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皇。御龙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

思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

作者: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注释

1、此诗又见李商隐集。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赤壁山,在长江南岸,即三国时赤壁大战之地。

2、不与:若不与。

3、铜雀: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建造铜雀台,因楼顶铸有大铜雀而得名。《水经注浊济水篇》:"邺西三台,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层百一间。"二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注引《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此论兵之诗,立意奇特,不写赤壁史实,却以假设发言:若无东风助周郎,说不定战争的胜负就相反了。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偶然论。而另一层深意,大约是杜牧自负深知兵法,认为周瑜当时之用兵,并无必胜的把握,就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若无东风,则万事皆成徒劳矣。前人以为杜牧过分夸大了东风的作用。其实杜牧的见解是非常有道理的,战争的胜负,的确需要百虑而无一失,有一失则足以毁百虑。古今中外无数战事是因一着不慎而导致满盘皆输的,这其实是极普遍的真理。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里介绍铜雀台时道:“却说曹操於金光处,掘出一铜雀,问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此说毫无根据,却提示了罗贯中在构思三国故事时,也思考过铜雀台名字的出处问题,只是不得其解,才虚拟出这段情节来。铜雀台名字的由来,古诗《歌》提供了一条线索:

长安城西双员阙,上有一双铜雀。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汉武帝在长安西郊上林苑里营造建章宫,双圆阙是建章宫的一组建筑物。古代王侯的府邸,为了炫耀权势,在大门的两侧建有成双的塔楼,称做“阙”。汉阙的顶上,常常有鸟形的装饰物。双圆阙是夹着建章宫北宫门的两座塔楼,塔楼的顶上,安装有一对铜铸的凤凰,就是古诗《歌》中的铜雀。东汉张衡的《西京赋》形容双圆阙高高耸立在空中,有如海边屹起的一对山峰。稍后的古藉给出具体的数字:双圆阙“高二十五丈”,铜凤凰“高丈余”。西汉一尺相当於今天公制的 23.2厘米,换算下来,阙楼加上铜雀,总高度超过六十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有无可能性建造这样高的建筑物,有待建筑学家们的论证。公元26年,赤眉军撤离长安城时,放火焚烧了城内外的皇家宫苑,建章宫成为一片焦土,双圆阙被毁。

双圆阙焚毁后一百八十四年,曹操在邺城城墙上筑起了以“铜雀”为名的高台。与双圆阙不同,铜雀台上并没有安装铜雀。建安文人,包括曹氏父子,在诗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铜雀台上有铜雀。西晋左思的《魏都赋》,铺陈了邺城的山川、物产、宫苑、市里,在述及三台时,仅以“三台列峙以峥嵘”一句话带过。记载邺城最为详细的现存古藉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在介绍三台时仅说:“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也没有说铜雀台上有铜雀;在述叙后赵君主石虎翻修铜雀台时,才说“又作铜雀於楼巅,舒翼若飞”,这已经是公元336年,后赵迁都邺城以后的事情了。后世许多著作引用《水经注》的这一段文字时,不细分三国时期的铜雀台和十六国时期的铜雀台,使读者形成铜雀台上始终都有铜雀的错觉。曹操没有在铜雀台上安装铜雀,很可能是受到礼法制度的约束。汉人衣帽、车乘的式样、颜色和附加装饰物都要求与使用者的身份相称,在《后汉书》舆服志里有详尽的记述。对建筑物也有类似的规定,有《后汉书》皇甫嵩传为证:“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逾制,乃奏没入之”,有关的条文则已经失传。当时曹操官居丞相,封爵是武平侯,还没有进位到魏王,也许还没有资格在建筑物顶部用凤凰当装饰物。

所以这名字应该是曹操起的。

在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孔明用智激周瑜时,篡改了曹植的《铜雀台赋》,将“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改成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众所周知,二乔,即大乔、小乔,分别是孙策、周瑜的妻子。孔明为了促使周瑜联合起来抗击曹操,特用激将法来激怒周瑜,使周瑜听孔明背诵完修改版《铜雀台赋》后,果然马上被激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并当即表示:“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于是,孔明的激将法凑效了

当然,罗贯中的这段记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赤壁》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见,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罗贯中在描写这一段时,多少受了这句诗的启发吧。在新版的《三国》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新版《三国》曹植在做此赋之前周瑜就已经死了,高希希导演把握的很准确,所以更加证实了孔明篡改《铜雀台赋》只是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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