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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关

武关,古晋楚、秦楚 [1] 国界出入检查处。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成为“秦之四塞”。武关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时即以建置,名曰“少习关”,战国时改为“武关”。关城建立在峡谷间一座较为平坦的高地上,北依高峻的少习山,南濒险要。关城周长1.5公里,城墙用土筑,略成方形。东西各开一门,以砖石包砌卷洞。建国前西门上有“三秦要塞”四字,东门有“武关”二字,内门额上有“古少习关”四字。建国后城门、城墙等遭到毁灭性破坏。关西地势较为平坦,唯出关东行,延山腰盘曲而过,崖高谷深,狭窄难行,因此武关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武关,春秋时称“少习关”,为“三秦要塞”,“秦楚咽喉”。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五十四中说:“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而轻重分焉。”《续修商志》载陈潜室日“自古入关有三道……一自东南而入武关为间道”。清人顾栋高诗:“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自春秋始,历来武关均设防守。为兵家必争。 武关旧有城垣,北倚岩崖,南临绝涧,河水环东、西、南三面,城址横出河心。城东有四道岭,特别是吊桥岭高且陡峭,“上山一道,不容并骑”,为武关屏蔽。故史称其为“关中东南门户嗟不误也”,且有“秦关百二”(以二敌百)之誉。迄今尚有古“秦楚分界墙”一段,约300多米。古称商於道、商山道,是陕西东南部的重要门户,是古都长安连接荆襄、吴越的纽带。起自长安,经积道、灞上、芷阳、蓝田、关、上洛、武关、丹水、淅、郦等地至宛城。

山水环绕,险阻天成,曾被誉为“重关天塞控神洲”,“关门不锁敌难犯”,“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秦出武关而东取十五城,楚怀王即被执于武关;秦始皇东巡皆经武关;刘邦入武关定关中,郭子仪于武关招亡卒使吐蕃夜遁;黄巢出武关转战中原;李自成囤兵商洛后出武关而进军北京;1932年,贺龙将军曾率部与敌刘振华部激战武关。 [3] 上下烽火台亦存。武关西有牧虎关,东有富水关,南有白阳关、竹林关、荆紫关、漫川关,北有铁锁关、鸡头关,关关相望,可相依设防。刘邦、黄巢、李自成、白莲教义军及贺龙率领之工农红军,均出入于武关。 [4]

武关城遗址,在龙驹寨镇东42公里,上伊国道南侧。为秦之南关。它和东面之函谷关、西面之大散关、北面之萧关并称“关中四塞”。关中即因居四关之中而得名。其地界“秦头楚尾”,为“秦楚咽喉”、“关中锁钥”。

“文化大革命”中城毁碑失。迄今,武关城墙仅余东、西门一带夯土数堆。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后,1986~1987年陆续将所失三块题额征回。城内历代衙署,现已无存。1980年商洛地区文物普查时,在武关城址发现篆刻“武侯”、“千秋万岁”等瓦当及篆书“武”字板瓦。1956年,武关小学在西墙附近取土时,发现类似西安龙首村出土之五角形汉代陶质下水道管。此后,历年多次出土铜鼎、铜钫、铜剑、铜矢及大量陶器和碎片。1988年,商洛地区在文物普查时,又于武关发现汉代陶窑三处,汉墓一座。凡此,均可作为战国及汉代在武关置关设衙之物证。武关城址街道整齐,现为武关乡政府所在地。

关于武关历代设戍防守情况,据《汉书武帝纪》载刘玄更始元年(23),武关都尉为朱萌。《隋书炀帝纪》谓:“于上洛以置关防。”清康熙《续修商志》载,唐开元十八年(730),守武关副都尉名阎敬,继任萧元昶。《直隶商州总志》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武关设巡检司。清乾隆二年(1737)添设营房。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修衙门,门庭五间,大庭五间、班房十多间。大门悬“武关城守营”金字大匾。门侧有州官罗文思所书“古少习关”巨碑(据传铺于武关东街街心水渠)。其衙门解放后为粮站占用。“文化大革命”后粮站改建为库房。现城中仅存西门内侧清道光时重修的关帝庙大殿及乐楼。原城东南隅之魁星楼,西南角寺嘴子石佛寺,龙王庙、乐楼及菩萨、财神、火神诸庙,均已先后塌圯。武关自古被称为“关门不锁敌难犯”、“关门不锁夜犹开”,“雄关拒万夫”之军事要塞。关东四道岭(吊桥岭)有“秦楚分界墙”。岭巅,原有关门、吊桥,岭外一道,不容并骑,诚为天险。墙侧设有前、后烽火台(详见本志《秦楚分界墙》),迄今此墙及烽火台尚存。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载:“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而轻重分焉。”清顾栋高诗云:“武关一掌闭秦中,襄郧江淮路不通。”武关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兵事频冗。清谭嗣同之《武关》诗云:“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秦楚交战,斩首八万”即战于丹、淅之滨,后楚怀王被执于武关。杜牧《题武关》曰:“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崔融诗:“六里青山天下笑,张仪容易去还来”,皆指此。刘邦克武关,成帝业;邓晔得武关,灭王莽;赤眉军入武关,动摇汉室;桓温及刘裕军破武关,前秦、后秦覆没;郭子仪整军武关,吐蕃夜遁;黄巢出武关,转战中原;红巾军入武关,“三辅”惊恐;李自成出武关,后建大顺;白莲教、太平军、义和团攻入武关,震撼清廷。1932年,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与军阀刘镇华部亦激战于武关西之寺底铺。

秦关楚岫之武关,不仅是军事要塞,而且山水绮丽,旧曾有“八景”:余光返照、石桥古渡、笔山鹿鸣、砚水鱼跃、龙潭古寺、白岩仙迹、蟒冷神芝、玉泉串珠。驻足武关之历代墨客骚士,咏诗作赋者有韩愈、元稹、白居易、杜牧、岑参、李商隐、寇准、温纯、何景明等,留传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毛泽东主席曾亲书唐代李涉《再宿武关》诗,以抒情怀,励国人。1959年,林业部曾在武关召开全国16省(市)核桃现场会议,并勒石树碑于西岗。

自“三秦要塞”武关,盘折东行,约2.5公里处,一岭当道,即四道岭之第四道岭(吊桥岭),为武关“外廓”。古代出入武关只此一途。该岭高峻而陡峭,其路不容并骑。《史记》谓“秦关百二(以二敌百),势如建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吊桥岭巅,尚存“秦楚分界墙”一段,长约3500米,底宽2米,顶宽1米,高3.5米,由片石砌成。墙西为秦,东为楚,系春秋战国时两国疆界。跨道,筑有城楼。其拱形门洞,高3.4米,宽2.7米,深3.4米,上有楼三间,门前设吊桥。墙东南有烽火台两座,前台高出界墙30米,后台高出前台150米,与铁峪铺、桃花铺、资峪岭、龙驹寨、商山、棣花诸台相呼应,为古代战争传递消息之主要设施。分界墙初建于战国,历代屡经修葺,现存界墙为明建。解放前,界墙上写有“秦楚分界墙”五个大字。相传,此墙古代绵延千里,与白阳关、竹林关、漫川关,及鸡头关连成一线。墙西,原有“四龙宫”(喻四岭为四条青龙,故名)。该宫建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总面积约500平方米。有大殿、乐楼、道房、茶斋、钟鼓楼共11间。古历三月初三庙会(三日)。经“文化大革命”,主要建筑全部倾塌。旧日道旁曾一字排列17座古碑,今仅存“重修龙宫碑”二面:一在四道岭头,镌有“大明国置立武关衙”(明崇祯四年三月立);一在武关乡政府大院。历年来在“秦楚分界墙”附近发现不少箭簇、戈、矛等兵器。
  检阅历史典籍,唐代诗人杜牧游武关时,所写《题武关》诗中之“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即指此墙。清康熙时《续修商志》谓“秦楚咽喉之重地,商於形胜之要区。”清乾隆代《直隶商州总志》卷一说,“商界秦楚间”,“东有武关之天险……秦楚咽喉也”。明太仆寺南镗所撰《重修武关碑记》谓:“武关去省城五百里……一夫当关,百夫难敌,岩险闻于天下……乃秦之门户也。”故有设于国门之分界墙。清代,王肇基之《过武关》有:“雄关百二仰西秦,生就岩疆迥不伦。山势划开秦楚界,水声流尽汉唐人。云封谷口蚕丛路,日落城头马上尘。客馆那曾酣旅梦,子规夜半叫芳春”。这首诗亦明确指出,武关为“秦楚界”其“云封谷口蚕丛路”即实指登上秦楚分界墙之盘折砭道。 [5]

《续文献通考》称,禹治水经商山,除水患、利农业、便交通。其时,境内道路有一定改善。契“佐禹治水有功”,遂“封于商”。据《世本作篇》载,契孙相土曾在商制作“乘马”(马车)。发明马拉车后,促进了本境干线之形成。“循河觅道”,干线基本沿丹江走向,从而连接了关中平原与南阳盆地以至江汉平原。此即“商於路”。周代,该路成为向南用兵之军事干线,且沿线“渐成聚邑”。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其南极吴楚之驰道,即包括境内之干线,当时称为武关道或蓝武道。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行郡县,“由武关归”。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出巡“自武关出”。
  乱山高下,云掩商於,武关道常因夏秋多雨山洪暴发而路阻,历代均十分重视这条干线的设施及维修。唐代,这条干线称商山路,属于官道。唐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拓宽商山道,又别开偏路以避水患,役工十余万,修桥道,起客舍,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首《商於新开路》,盛赞这一壮举“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据陈思次《宝刻丛编》载,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再次整修商山路,竣工后曾刻有《唐新修桥驿记》石碑。《直隶商州总志》载,明嘉靖知州郗元洪曾主持增修过一次栈道;万历七年(1579),知州王邦俊任内采取“火烧石壁,凿洞架梁”搭路,再次整修山道。清代,最重要的一次整修工程,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知州罗文思主持,在白杨店的铜佛龛凿出了宽8尺、长6里的石质碥道,路边以石为栏,并有行旅歇息的简易设施,被人们称为“罗公碥”。大大方便了从龙驹寨到商县的行人。清代还整修过武关东之七里碥,志称“裴公碥”。
  迄今境内之棣花老街、堡子村、老君殿、古城村、鹿池坪、资峪过风楼、武关新开岭、吊桥岭尚有古道遗迹,一般约宽3米左右,常有30°40°左右之缓坡,多系土路,入村穿镇等重要路段铺以条石或卵石。 [6]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迁弘农都尉于武关。《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四年(23)邓晔、于匡西进曾收降武关都尉朱萌。都尉虽系武职,设于关则兼管道路畅通。
  两晋南北朝,据《晋书苻秦》载,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者取给于途”。是为境内设驿之始。隋沿,且加强对武关之管理。《隋书地理志》载,上洛郡商洛县有“关官”。《隋书炀帝纪》称,炀帝即位“掘堑自龙门,达于上洛,以置关防”(指武关)。唐代“凡三十里一驿”。严耕望《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称,其时自长安至襄阳23驿。商洛县之驿站上接上洛县洛源驿,入境有棣花驿、四皓驿、青云驿、桃花驿、武关驿,出境接商南县之层峰驿。“每驿设驿长一人,驿夫若干人,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驿有驿田,备有车、马、船等以供使用。唐德宗时,定“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上都至荆南,恰经今丹凤县境。《唐书百官志》称:“凡关有驿道者为上关”,县境武关即系上关,“上关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其主要职能“掌禁末游,察奸匿”。贞元间,商州刺史李西华又于商山路广设“官舍”,以接待过往官员。其时,私人经营之旅馆亦日臻发达。《通典》卷七载,早在天宝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南诣荆襄(此道,途经本境),“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宋略如前代,开国之初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承传官府文书。宋人沈括《梦溪笔谈》称:“驿传旧有步、马、急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望之者无不避路,即岳飞所奉之一日十二道金牌。北宋末,本境为宋金交战区,境内之急递,十里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铺路或五名或四名。
  元代驿政较前详备,驿站称站赤,为蒙古语驿站之译音。普通各站设提领一员,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其附,商州共七驿,在本境者有棣花、青云、桃花、武关驿。其时各驿之间距,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代驿站制度每隔二十五或三十英里就立一驿站”。
  明代,境内设有驿站并急递铺,隶商县驿丞,掌邮传迎送等事。清代,驿政初由商县驿丞专掌,乾隆年间龙驹寨州同衙门设立后由其兼理。各驿站有驿书、驿皂、马夫、兽医、杠抬夫、驴夫之类。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专供走递公文之“递铺”,每铺有铺司四人,铺兵二十一人。商州到武关十一铺,本境有铺司八处(上接商县夜村铺,下接商南之涧场铺)。境内之铺名为:棣花铺(饭食等级为小、中伙)、商洛铺(备大、中伙)、龙驹寨铺(为“驻节”之地)、资峪铺、桃花铺(备中伙)、铁峪铺、寺底铺、武关铺(为“驻节”之地)。运输组织方面,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二十九日,慈禧太后令各省应解京饷均输西安,并决定将清江(江苏)所设转运总局移至汉口,老河口、龙驹寨各设分局。南路运输由汉水入荆紫关,溯龙驹寨抵达西安。以此作为“西幸之第一筹画”。此外,清代尚有船帮、西马帮、北马帮、青器帮、盐帮、楚黄帮、临晋帮、坐地帮等民间行业组织在龙驹寨建有会馆,接待过往同业人员。 [7]

武关余化桥 传说帝辛(殷纣王)之大将余化龙,派三子光驻守武关,于城东北少习山下沟壑间筑石桥一座,遂名“余化桥”,俗称大石桥。《武关八景》有“石桥古渡几千秋”。经考,其地原虽有石桥一座(丈余),然始筑年代尚乏信史。民国二十四年(1935),修建西荆公路武关段时,该桥为路基所占,今在原处设一涵洞。 [8]

[唐.吴融]

时来时去若循环,双阖平云谩锁山。只道地教秦设险,不知天与汉为关。

贪生莫作千年计,到了都成一梦闲。争得便如岩下水,从他兴废自潺潺。

[唐.杜牧]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唐.李涉]

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送客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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